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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知识建构或绝对镜像

(作者:石天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存在于“西方文学史”和“西方文论”两个概念的表述和实践中。“西方文学史”是一个在地域范围上远宽泛于后者的概念,其范围涵盖了欧洲、美国、拉美、中北美洲等;在这种明显的地域差异中,还存在着国家和民族含义的表述差异,也因此产生了拉美文学、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等不同的意义指向。这种差异性意味着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的时空特点,意味着一种不同文化风俗表现的可能性,意味着一种差异化的文学史风格叙述的可能性。此外“西方文学史”这一概念的表述也是差异性的,它可以表达为“欧洲文学史”,可以表述为“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而更早的表述还有“西洋文学史”。表述的差异性所暗示的是一种概念的非恒定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非固定性。也是这种表述差异,构成了文学史概念内在的活力。因此,西方文学史,在索绪尔语言共时性差异的意义上,以一种复数的形式被表述并为我们所接受。


8.7西方文论1

缪斯女神


但这种差异性似乎并不存在于“西方文论”的概念中,而且“西方文论”的言语表述也似乎正在形成一个无法被分解的实体。例如“西方文论”的内涵是不存在拉丁美洲、中美洲的空间含义的,它具有明确的欧美指向,但奇怪的是,它并不经常表述为欧美文论。1985年,伍蠡甫撰写的《欧洲文论简史》出版,时间跨度是古希腊至19世纪末期;同年,缪朗山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出版。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伍蠡甫即编撰过《西方文论选》,但在概念的使用上,“西方”“欧洲”“欧美”这一地域性表述很少用于“文论”二字之前。另外,“西方文论”这四个字一方面似乎是一个没有国别差异的概念,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是没有所谓的英国文论、法国文论、德国文论、美国文论等明确的知识性叙述的,这些不同国家的文论被统一表述为“西方文论”。有趣的是雷纳·韦勒克所撰写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一书,在19世纪前的古典时期是淡化文论的国别差异的,但19世纪后则使用了“法国文论”“美国文论”“西班牙文论”的语言表述,但这一差异性的表述形式似乎并未为国内学界所接受。但西方文论又是含有明确的国别指向的,如它主要是指西欧的英、法、德,还有北美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文学理论,当然也会涉及欧洲的其他地域,如古希腊、古罗马,意大利、波兰,等等——这种指向主要是在时间的意义上。因此,在地域上,西方文论的表述主要是指杰姆逊所谓的德法传统和英国传统(参见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7)。这两个传统不仅表述于文论史,而且也表述于美学史、哲学史,但并不表述于文学史。似乎可以这样讲,“西方文论”这四个字是一个无差异化的、单数的概念,它与“西方文学史”以国家、民族为基础而形成的差异性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问题就是,西方文论的这种内涵的无差异性,是如何形成的?在建构我们今天的知识结构的层面上,它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8.7西方文论2

沙龙


希立斯·米勒说过,文学是印刷时代的产物。而文论何尝不是印刷技术的延伸?具体到中国的文化语境,当西方文学和文论渐次引入华土之时,也正是中国由传统的手工印刷时代,转向机械印刷时代,由此带来的正是现代世俗文学的兴起和文论的初发。但来自西土的文学和文论的命名展现出了不同的样态。比如1918年周作人以其在北大授课的讲义为基础编撰的介绍欧洲文学史的专著,就命名为“欧洲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于世。后来杨周翰承袭此传统,其在20世纪60年代编撰的文学史依然被命名为“欧洲文学史”。1949年前对西方文学史的表述还有一个常见的概念即“西洋文学”,如吴宓于1922年出版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茅盾于1935年编辑的《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等,而“西洋”的使用显然与清末民初中国对西方的想象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命名方式自1949年后即发生了变化,“西洋”二字为更客观、中性的“欧洲”所取代。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则“欧洲”“西方”“外国”等表述均可见于“文学史”之前。尽管命名的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西方文学史的内涵并无变化,即以国家民族的文学史发展叙述为基本的区别形式,并以此建构文学史的知识结构。文学史内在化的差异依然得以保持。

这种明确的民族国家特征,似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国人对西方文论的表述中。1928年,沈端先(夏衍)所译日本人本间久雄介绍欧洲近代文艺思潮的著作名为《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其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吕天石所作《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这些著作的名称虽为“文艺思潮”,然所论均为“文学”,而非“文论”。如1936年徐懋庸撰写的《文艺思潮小史》,所论为自古希腊至20世纪初期欧洲的文艺思潮,其语言表述就是以时间为序,分上古与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其中的国家、民族特征为时代和理论特征所取代。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1949年以前其实并无明确的所谓“西方文论”的观念,彼时流行的观念倒是“文艺原理”,复如“理论”。十分有名的如1936年由赵家璧主持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第一卷,即为胡适之主持编纂的《建设理论集》——实际是文学批评集。至少在1936年何多源编撰的工具书《中文参考书指南》中,并没有所谓“文学理论”“西方文论”的类别;1939年的增订版中也没有。显然,“西方文论”是一个晚近的概念。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对文论的介绍是存在着具体的民族国家差异的,并呈现出与文学史表述形式高度的一致性,如“苏联的文学原理”或“日本的文学原理”。对西方文论的介绍也有着如下的特征。首先,对西方文艺的介绍,还多在文学层面,文学理论层面的内容虽然已经为一些学者涉及,但内容并不丰富。其次,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多是以具体的批评实践的形态出现的,系统性的文学理论的介绍则是多以翻译的形态表现出来,如鲁迅所译日本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即为一例。这实际上暗示着“西方”在文学理论表现上的差异性。也因此,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撰写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著作就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些专著多是严格按照西方文艺理论传统及学术规范创制,具有明显的体系性特征;其所涉及内容不仅有西方文论的各种介绍,还有十分翔实的相关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西方”的认知——或者是对“欧美”的整体性认知观念的形成,这个过程并不存在于文学理论的内部,而只能存在于文学理论的外部,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产物,“西方文论”的表述不过是这种认知的结果。这个作为整体的“西方”,与其说是源自近代的鸦片战争,毋宁说是源自清朝中期,在玛加尔尼于1793年出使清朝面见乾隆皇帝时,由清朝人建立起来的对西方的想象——彼时清朝尚自以为是世界中心之国,这种想象,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有过片段化的描述。但这个“西方”并不具有现代知识的意义,它还属于对古典西方的知识范畴,在知识系统上,这个“西方”被叙述为一个过去的、不发达的、边缘性的、具有臣属意义的西方。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先进的、优秀的、发达的西方知识的建构,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严复《天演论》的中国化翻译,促进了彼时中国人在精神、文化、器物等诸多层面落后意识的形成,而这更强化了西方这个概念中的先进意味。这种新的知识性的西方的建立,成为现代我们所说的“西方文论”的概念得以确立的历史性基础。而文论意义上的“西方文论”的直接源头,或许可以在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等系统性著作对西方理论的介绍1933年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在海外以英语的形式,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的出版则是1983年的事情了。因此,1932年《谈美》和1936年《文艺心理学》的刊行,才是国人比较系统的介绍西方文论的开始。如朱自清1932年为《文艺心理学》所作的《序》中所言:“据我所知,我们现在有的几部关于艺术或美学的书,大抵以日文书为底本;往往薄得可怜,用语行文又太将就原作,像是西洋人说中国话,总不能够让我们十二分听进去。”而朱光潜的著作“虽然并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释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还无先例;一般读者将乐于知道直到他们自己的时代止的对于美的事物的看法。”应该说,朱自清的评论是比较公允的(参见朱光潜《文艺心理学》,2006),鲁迅、沈端先、宗白华诸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描述与翻译的文章中找到基础。


8.7西方文论3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从知识建构的角度看,当下中国西方文论观念的形成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80年代不仅再次掀起移译西方典籍的热潮,同时也可以算是“西方文论”正式命名并产生影响的时期。尽管对于弗洛伊德、萨特、新批评的介绍在20世纪初期即可找到相关的内容,但在新中国产生影响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而80年代也成为当代意义上西方文论得以确立其新的价值内涵的时期,大量西方文论的教材被编撰出来,与之相配套的各种选文也因时而生。此时的西方文论的形态特点有以下三个。其一,“西方文论”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从观念上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整体性认知,其在时间和空间的意义指向上十分明确,而文论的国别、地域、民族意义上的差异性基本被取消。其二,西方文论在其表述形态上,主要是以知识的方式呈现的,由此知识架构带来的必然是对西方文论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的想象,并因此而形成一种具有完全独立意义的知识体系。其三,伴随着“西方文论”传播的是,是对西方的先进、优越、积极、发达的再体验,这一体验从器物到精神层面再次冲击了中国的自我认知,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危机意识。而认知西方文论则成为现代中国人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有论者所言:“不同的文化体系产生不同的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正如产生于不同土壤中的中国文论和印度文论一样,有其自己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传统。如果我们不甘于闭目塞听和故步自封而要面向世界,那就必须在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对其组成部分的文艺理论也有所了解。”(参见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记》,2001)这种观念几乎成为时代的共识。它意味着对西方文论的认知,其价值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艺理论,而必然地转化为建构关于西方整体性知识架构中的重要因子,成为西方“先进性”在文艺领域的折射,这个折射又反过来成为我们审视自我的镜像。

在这种语境中西方文论建构出了新的先进、发达的形象,并与其科学性、真实性、客观性的认知形式相结合,构成了我们今天对整个文学世界认知的重要基础,在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上影响着我们对西方的判断、对自我的感知、对文学的认知、对世界的体验,并因之而塑造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比如西方文论具有鲜明的体系性特征,而中国文论具有片段性的特点;西方文论重逻辑,而中国文论重感受;西方文论以科学为基础,中国文论以道德为皈依……这种中西文论的比较之所以成立,并不是在中国文论自觉的意义上进行的,而是在西方文论的知识性框架下形成的。这种中西文论之间的差异性表达,并不是在西方文论的知识性架构之外存在的,毋宁说是西方文论以知识的形式被接受之后的结果。西方文论不仅在文学观念层面上,成为接受的先在条件;并且在知识建构的层面上,成为文学理论得以存在的基础。对文学进行所谓外部或内部的区分,文学创作主体观念的形成,文学接受的独特价值这一系列文学问题正是西方文论知识不断深入的产物。可以说是以这种知识架构为基础,中国文论的意义得以被重新思考——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宗白华美学的再发现,这恰恰是现象学、接受美学、体验美学在大陆传播并被接受后的直接结果。

这么讲,并不是为了否定西方文论的价值和意义,而是说在今天,当我们面临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挑战,在全球化所产生的地域性危机不断被强化的时代里,再次思考西方文论对我们的价值意义时,西方文论是否还应该成为新的知识得以形成的绝对参照?还是应该在一个相对性的、差异性的价值体系内,思考其价值意义?所谓相对性、差异性,在此的意义是,必须消解西方文论表层的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的知识性幻觉,将其置于其所生成的具体语境中,分析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哲学、文化与历史基础,揭示其文论价值的具体所指,发现其存在形态的独特性。此即回到西方文论得以存在的根基。因为“价值在人类史上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形态的普遍性”([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2011),西方文论的特定形态只是一种单一的价值形态,而其对中国理论界的意义,必然地只能存在于我们对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具体表述中。


8.5西方文论4

沟口雄三


对于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即认为,理论问题本身是值得注意的,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形成理论问题的知识框架,如果这个框架没有受到基本的反思的话,则理论依然处于一种绝对关系中,而无论理论的形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沟口雄三以此为基础,考辨了中日民众对中日战争之间存在的认知性差异,还有这种差异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以此去建构两国民众差异性的认知范型(参见[日]沟口雄三《如何面对现在时的历史》,2011)。沟口的目的在于思考这种差异性知识结构中的中日两国民众实现沟通的可能性。这种思考着眼于现实,却对我们对西方文论的考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如何跳出西方文论的绝对知识架构,在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差异性、相对性关系中,建构新的关于西方的知识。这显然是当代文艺理论必须面对的课题。

显然,这一对西方文论的反思之所以能够发生,与文艺理论的中国意识的不断深入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理论界开始重新反思理论在现实中的发展状况,重新思考中国和欧美理论发展的关系,重新思考文艺方法对于理论的影响,重新思考理论史和理论之间的关联;同时,理论界也开始重新注重在追逐欧美理论之“新”的同时,反思其理论之弊端。中国理论界的自我意识正在逐渐强化,并开始重视自身理论发展的文化特点、历史特点,及其在今天的传承。这些因素,使得西方文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同时在观点方法上也更为客观平和,尤其是研究中在注重理论阐释的同时,注意理论的自我局限所在。中国理论界试图通过这种努力,“在百余年来中外古今文论对话基础上,立足于汉语文学发展的当前境遇,尽力寻求一种中国现代的和传统文论思考及评价框架”(王一川《文学理论》,2011)。显然,这种进步,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更新的问题,还是理论视角、理论思想深层发生变化所带来的结果。

而一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面临拉康似的镜像困境。镜像本来是个体成长的参照,是个体体验并认知自我的直接形式。但当个体真的成长之却发现,离开镜像,则个体无法自我表述。因为,镜像已经成为个体的内意识。同样,西方文论已经镜像化,它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对于文学理解认识的各个层面中。而我们思考不是为了在思考中彻底摒弃西方文论,追求所谓纯粹的中国式表述——这个表述本身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是为了建立新的差异性的、相对性的言语系统,并在此系统中,重建中西文论的话语结构。

或许,这同样是一种镜像式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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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


标签: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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