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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佳|中共、西南与蒋介石的战时博弈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是中共发展成熟时期。国共力量对比也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共力量渐成平衡之势。中共在战时联西南、统民盟、和美国。”本文论述了战时西南、中共与蒋介石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对此变化的态度。本文出自《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6辑。董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  西南联合


抗战时期川滇桂黔地区是保存国本的战略要地。特别是自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家政治中心西迁,加之1942年春缅甸沦陷后中国的对外交通几近断绝,飞跃云南的“驼峰”航线成为战时中国获取外援的唯一通道。事实上,除国民政府播迁西南,民国以来即盘踞川滇黔桂粤等地的桂系、滇系、川系等西南地方军阀长期控制这片要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国民政府虽偏安西南,却没有放弃国家统一。为了消灭地方独立、实现全国统一,1937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川军裁减十分之二,推行川军国有化,团长以上军官由中央直接委派,军饷由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卢沟桥事变爆发,为监视川军,国民党党部又在川军各连、营都安排政训员,设政训室,师以上设政训处,专门考查各级干部的思想行动,徐图削弱川军。甚至蒋介石在事先未知照刘湘的情况下,直接免去刘湘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职。


刘湘病卒后,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在川系内迅速崛起,三人推举潘文华为共主,与国民党中央抗衡。云南方面,龙云与蒋关系也不断恶化。1939年4月,重庆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对外省经云南出口的商品征收特别损耗税。后来蒋介石借抗日名号调中央军试图解决龙云,派遣一个师进驻滇桂边境。到1941年下半年,中央军已遍布整个云南,动摇了滇系统治根基,龙云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民盟的成立给西南提供了一个新选择。但民盟并非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变量,民盟无论是思想、组织还是行动,都没有统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甚至连自身成员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盟员经常受到国民党的骚扰和秘密警察监视,桂林生活书店这样一些有中间党派背景,宣传、售卖民主观点的书店也被当局强行关闭。如此一来,面对重庆的政治压迫,自身缺乏整合且毫无实力支撑的民盟显然不是西南可以倚重的一支力量,西南对抗重庆还需另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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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入局


就在西南内部实现联合的同时,国民党对中共的强力弹压,使西南对这支令人生畏且发展迅速的北方力量开始关注,加强同中共的联系。抗战爆发后,刘湘、龙云、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巨头曾就抗日与中共达成共识,后者派李一氓、张云逸负责双方联络。此后周恩来、吴玉章多次密会潘文华、刘文辉。在潘的支持下,周恩来派唐午国常驻潘部搞联络工作,后将甘树人调入潘部,潘委以中校秘书。通过联络潘文华,中共打通了与川军上层的常规联系。而到抗战陷入僵持,西南、中共与蒋矛盾激化后,为“抱团取暖”,二者关系迅速升温。龙云不仅公开称颂中共,甚至还套近乎地称中共领导人是他的老朋友和老同学,亲自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云南分会的名誉主席。刘文辉也与中共关系“暧昧”,1941年3月中共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份配合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工作。刘文辉和中共在川军内还建立情报交流站,进行情报沟通与交换。与此同时,军委会驻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也与中共互动频频,主动接洽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商谈双方合作事宜。同时期中共与桂系联系也取得发展,经白崇禧同意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与中共的这种密切合作到1943年后进入高潮。此时适逢西南经济危机带来通货膨胀,重庆权威在民众不满和抗议中逐渐降低。日军亦在当年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遭受重创,洛阳、长沙、衡阳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陷入巨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地区迅速形成两个重要反蒋中心:一是李济深为核心的广西,李氏计划在靠近广东边界的广西中部建立一个新政权,希望待中央政府瓦解后取而代之,龙云、张发奎支持;另一个是昆明,民盟领导人罗隆基、龙云、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希望在此建立新的“西南联防政府”,取代当时处于危机中的重庆政府。


从表面看,无论是前者广西还是后者昆明,两个反蒋活动均与中共无涉,中共代表林伯渠也声明否认。但耐人寻味的是,此时在华密布情报机构、对华局势洞若观火且对中国各政治势力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却执意将西南联合归咎于中共,认为中共才是这场反中央运动的“始作俑者”。为缓解自身压力,中共很可能是采取围魏救赵之策,通过组织对重庆后院的战略进攻来保证自己的安全。美方还煞有其事地称,中共在秘密联合各地方势力建立一个新政权。不仅包括中共和西南各派系,孙科、郭泰祺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内民主派,阎锡山、冯玉祥为代表的西北反蒋派,想要营救张学良、痛恨蒋介石的原东北军旧部,就连余汉谋、张发奎、薛岳等黄埔系将领也位列其中。美方还敏锐地注意到,中共合作的对象不仅指向西南,向重庆的地方挑战者递出橄榄枝,其触角还伸向体制内的温和改革派民盟。如前所述,民盟虽冠名第三大党,但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故民盟邀请中共居中协调盟内各派不同意见,一同敦促国民政府改组政府、实行宪政。据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称,中共在1944年9月民盟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即已介入民盟内务,特别是全程参与了民盟一大的筹备召开,对民盟发展动向了如指掌,并积极在民盟内物色培育左翼力量。结果在1944年9月召开的民盟一大上,以救国会、第三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有力抗衡了亲国民党的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右翼,而新盟员中支持共产党的也远多于国民党。紧接着,抗战胜利后民盟又陆续发生一些新的有利于中共的变化:先是政治立场亲国民党的青年党在民盟党内地位下降,继而青年党、国社党退出民盟。此举虽客观不利于民盟发展,但对中共而言,民盟的自我纯化却有利于密切民盟与中共的联系,以至于在美方看来,民盟在赶走对国民党持“同情”态度的右翼后,即使不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也大致“与中共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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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国的态度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中共、西南、民盟的暗中联手,蒋介石并非浑然不觉。为化解西南和民盟问题,蒋介石一面以军事参议院、国民参政会等虚职为诱饵表示怀柔安抚,一面又祭出军事权杖,试图通过武力胁迫对手就范。但事实上,无论是“打”还是“拉”都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政治羁縻反侧范畴,其效度也没有如蒋介石设想——消灭地方自治,打通从“抗战”到“建国”的通道。而蒋介石作为抗战后期国内政治秀场的孤独舞者,其政治动作所及,未曾伤及对手,却几令党内散伙。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蒋介石主要盟友、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美国的态度。美国凭借与国民党政府多年打交道的经验,自认“对中国的情况已经非常熟悉”。然而,美方却对这位远东重要盟友颇有怨言,将其视为一个热衷于维护自身权力、依靠专制独裁和军事强权执政的反动政权。在美国人的眼中,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对民生的漠不关心,特别是专制权力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蔓延,使国民党政权与一个具有民主外观的政府相去甚远;不仅失去中国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农民也由于厌战、过度征兵和过度征税成为中共革命的社会温床。更有甚者,令美国最厌恶的是,重庆分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不仅将大量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军队调离抗日前线,封锁中共根据地,破坏国共合作,还波及远东大势,加重美国对日作战负担,甚至可能导致美陷入单独对日作战,与美国“以最小的代价、尽快地击败日本”的国家利益相悖。对于国民党为何执意分共,美国也分析有二,一是尽可能削弱中共,二是把抗日的包袱甩给美国,想搭美国顺风车,不劳而获地空盼胜利。据此美方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必要对蒋介石抱有留恋……他一直对美奉行着哄骗、敲诈、讨价还价、虚张声势的机会主义式政策”。蒋介石是一个“不称职的”“不合作的”“虚弱的”盟友,“我们不能指望同蒋介石取得很好的合作”,“国民党政府即便最终垮台,也不会对中国的抵抗产生严重的影响”。由此可见,抗战结束前美国政府虽没有改变既定援华、挺华政策,但显然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感和厌恶已溢于言表,甚至一种想要另寻对象并取而代之的念头已呼之欲出。1944年11月22日谢伟思应史迪威之邀编写的中美关系备忘录中,即明确提出:“为了战争和我们未来在远东地区的利益,现在我们对中国应采取一种更现实的政策。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国民党政权,对我们当前的事业来说,都不重要。”美国应避免死心塌地地支持蒋介石,应有所准备,能够在战时或战后适应中国可能出现的改组。由此可见,抗战尚未结束,国美同盟虽名义上为盟友,但实际已貌合神离,双方信任出现明显裂痕。这对战时国共关系,乃至战后国共内战、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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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余论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是中共发展成熟时期。国共力量对比也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共力量渐成平衡之势。从前文看,中共在战时联西南、统民盟、和美国。此时经过八年抗战的积累,中共在未来中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除联合政府外,此时中共几乎已无必要继续与蒋介石达成其他政治协议。因为即使联合政府谈判失败,他们也已经和国民党地方管辖不当的区域联合起来,这对蒋介石而言无疑是一记重创。而对蒋介石及重庆国民政府而言,尽管他们在抗战初也有“抗战建国”的期望,但这种期望不外乎旨在实现国民党主导下的政治一律,而办法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惯用的羁縻反侧。结果蒋介石非但没有因势利导,彻底解决地方割据之陈疾,反致将一手好牌拱手让于对手,陷于被动。此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主要盟国、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美国的态度。但吊诡的是,美国与蒋介石在意识形态、权力安排、军事合作等方面均大异其趣。此时的美国非但无意为蒋脱困,反而对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左和作为盟友之对手的中共情有独钟,与之交好。而美国弃蒋扬共亦绝非荒唐之举,实属美国国家利益的精密计算使然。这个结果,无论系各方共谋或意外,都无法回避或漠视一个有明确指向的反蒋统一战线在抗战结束前的悄然成形。而该联合反蒋阵营中的各西南派系,战时虽努力维持自治独立,但战前西南割据仰仗的政治、军事、人心因素却随抗战而一去不返。如果说战前西南尚有一丝同蒋介石博弈的实力,那么抗战爆发后西南地方势力所依赖的地缘政治优势则不复存在,彻底丧失了同中央政权叫板的内在底气,越来越依靠党外势力的合纵连横来牵制、掣肘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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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六辑)

李坤睿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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