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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一项未经职业化的发展援助实践是如何得以有效的?

    《新发展示范--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李小云、唐丽霞、陆继霞等,2017)一书展示出主笔与各章执笔之间宽松的包容。从严格意义讲,每一章的材料和结论都不能完全纳入前言所设置的理论框架,但同时又都若即若离地支撑着总框架里合理的部分。只这样一个特点,便值得读者朋友细细品味。

 中国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不太一样的角色,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该书的作者们,由上世纪末作为欧洲援助的学生引入其发展概念并在国内加以实践,转而在新世纪初的今天,回眸西盼,奔赴非洲,扮演欧洲专家曾经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既协助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项目的推进,又对其做西方人类学式的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这样一项工作,不论是在人类学领域,还是在发展领域,都是前沿的。和很多前沿研究一样,前沿本身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又常会带来更多的关注。作为一种“学术关注”,我认为读者可以不急于对该研究作价值判断,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可以先将其作为一个“问题”(a question),一个尚无定论的学术问题来加以思考:这样一项研究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怎样的视角去理解历史的延续与断裂?

 基于这个问题,该书的亮点首先落在了“新”字上。什么是“新”?在什么意义上该发展援助应被认作是“新”的?因此我认为对该书的讨论方式之一,是聚焦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告诉了读者“新”的内涵,并能支持此论点。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各章去悉心体会。纵观各个素材丰富的章节,我认为,第一章的历史综述让我们看到了对非农业输出这一历史任务的艰巨,原因之一是这是在一个原本没有农业的土地上搭建一个“新”的基础行业。之后六个章节,从不同面向向我们展示了该项目的日常状态。论及新否,我认为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更多地展示了中西发展干预的共性,即“不太新”的地方,而第二章、第四章和第七章则更多地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即“比较新”的地方。下面我分别加以论述。

 先看主要展示“共性”的三个章节。

 第三章聚焦于以“既往经验”为指导的中方援助如何影响受援方的知识系统。该章开篇提及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的“实践理论系”(p66-67),认为该系别学说为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章描述了企业承建、合作经营和技术产量这三个“中国经验”是如何在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里被当地人慢慢知晓,其中包括帮助当地人认识这些对他们来说新的概念,并协助其具化这些概念等环节。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异域知识地方化的过程几乎也是该知识问题化的过程,而能否真正转换为当地人的知识,仍需时间考验。我认为这样的过程更多地反映“共性”,不仅仅是因为“实践理论系”的西方渊源。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将本国经验,包括概念及模式,成文的或是未成文的,介绍给受援国,并要求其如法炮制,同样也是西方援助的做法。其二,理论上讲,援助国与受援国的主关系只取决于“援助”本身,即,不论国别,受援国之于援助国在结构上居于次属位势。而其他影响因素居于二级地位,而使得对核心援助等级关系的表达据境况会有不同。因此,中国与西方作为对非援助国,其差异不应被视作“非黑即白”,也就是说,不能将居于援助关系两端的欧非视为“垂直”,而将中非视为“平行”。这不符合事实。同时,差异会存在,就像不同的西方援助国之间也有差异一样。该章希望论述的“不同”,在其对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中方通过一种相对“柔性”而非“刚性”的方式对受援方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叙述中似乎可见一斑。

    第五章关注机构间的学习。在这一章节里,我看到的更多不是单向的自我彰显,而是基于对当地环境的关注,所产生的一个调整、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换言之,在一个以当地情况为中心的视角下,项目各方磨合而生成的有效的机构间学习机制。这在本质上不同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示范,其中涉及的以目标为导向的双向学习机制,是中西援助的共性。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在国内接触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情形。那时项目里的欧洲专家,刚落地的时候多显拘束,开会时候的严肃氛围会让人呼吸也谨小慎微,而一两年后,他们学会了在会议上一边吃水果一边侃观点,甚或只吃不讲;项目的重点,也由开始时的“亲实施社区”转变为“亲决策机构”。这些变化,是在坚持项目目标的前提下,做出的地方性适应。由此可见,以结果为导向的功利主义实践范式,早已随着二十世纪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渗透到了世界的多数地方,其中所包含的地方化过程里学习与妥协的做法,不仅为欧洲援助者所接受,同样影响着中国专家。

 在第六章对激励机制的探讨里,我们看到了将政治和经济利益作为实践的主驱力的可能性。如果这符合事实,我们有理由感叹超越性价值作为激励机制的缺位。但同时我们更需要看到,政治与经济考量作为主驱力,也是现今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西方援助实践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本质差异。产业化后的西方发展援助业,进入了分工相对细化、执行方式程序化、就业人员职业化的状态。发展项目设计也更多的是国别政治的产物。而从业人员,和其他很多行业一样,受雇于政府机构或者企业,个体以生存与自身发展为基础考量。同时,在一个更广的层面,世俗化以及超越性原则对实践指导力的弱化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全球现象。因此,继续假设西方援助是基督教教义普世行善的体现,而中国援助是国家荣誉与自身经济利益考量的结果,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是简单地极化事实上并非完全对立的存在而进行自我辩护的不科学态度。

 再看主要展示“差异”的三个章节。

 第二章提出的“科技理性的漫游”是本书一个核心主张。基于该章的案例叙述,我对这一主张的理解是:坚持用科技手段确保产量最大化是该项目的基本原则与策略;这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援助项目,后者将社会文化及制度方面的规范作为首要关注。暂且不谈对既有的社会科学术语进行全新定义的伦理性和专业性,就文中反映的该术语的内涵,我想从“科技”和“理性”两个方面略加商榷。先说“科技”:一来,我们不能只看到重科技和重制度的差异,也要看到,中西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同样面临着科技和制度两者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即,较之殖民时代,现在科技对制度的反作用力在加大。二来,我们有理由质疑,科技能否作为一个独立因素从发展援助中提炼出来?比如在第三章里,就有这样的反论述:“...... 技术培训俨然已成为一个充满政治与文化的呈现过程,是中国专家作为实践主体,从政治考量出发,依据自身的农业文化与对外关系文化,主动对受援国当地农民进行认知构建的过程。”(p82-83)因此,或许一种更好的假设是,镶嵌在政治经济诸多因素里的科技,如何能以一种貌似独立的状态存在?三来,作为一种伦理思考,发展是否应该产量为首科技至上,还是应该坚持将人的福祉作为核心?这是一个不容遗忘的问题。再说“理性”,“理性”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关键词,理性化的过程被认为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相亲和,是工业化以来国家治理的指导性思维范式。在人类学的理论里,它也是理解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差异的一个关键点。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里,这样的认识反映在对情感模式的研究上。我个人认为,若谈差异,关注情感或许胜过重构理性。比如该书中提及的,“扶贫先扶志”(p220)以及“小之以情大之以理”等极具特色的文化影响方式,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这些对志向,情操,情绪,价值等方面的“软介入”,较之西方对认知和逻辑的“硬介入”,是有趣的比较点,而已有的这些领域的理论及研究也可以为进一步的发现提供丰实的基础。

 第四章关于模糊边界的论述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在缺乏系统的制度化以及全面的专业配备的情况下,援助人员仓促备战的场景。面对新的场景,项目出现了规则不明确,共识缺失,以及从业人员认知混乱并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这一章尤其提到了示范中心人员面临的道德悖论,比如,自己是无私的援助者还是有私的经营者,是技术的支持者还是商业的运营者,等等。这样的矛盾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记忆(而非遗忘)功能:在过去的短暂数十年里,中国主导价值观的快速转向,援助人员在接受新价值时不忘可能与之相冲突的旧倡导,这样叠加的自相矛盾的认知指导着他们的异域示范实践,呈现出一体多用,边界虚设,行为杂合等特点。较之西方援助,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显著的特点。正因为这样,这些援助者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通过反思与实践,完成、筛选或放弃这些功能,是研究者应该进一步关注的。

 第七章明确提出了援非专家的身份这一问题,无独有偶,前面几个章节也从不同角度谈及了援助人员身份认同的混乱(如,第三章,P96-97;第四章,p120)。在本章的论述中,较之大卫莫斯等发展人类学家笔下“弱主体意志”的西方援助从业者,我看到了“强主体意志”的援助者作为一种中国可能。我认为这也表征了一个可能的重要差异。狭义来讲,这一差异应提示专业分工和职业化缺失所导致的后果,而广义上讲,则可能启发我们去认识不同境况下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方式。在产业化后的西方援助的设置里,专家更多的是按劳取酬的技能提供者。他们对付酬方的项目设计加以有效执行,即满足了合同社会的职业道德。这样的职业道德,也包括咨询专家对项目主体意志的不介入。“强主体意志”的援助者意味着什么?是个问题。我想补充的是,中方援助者的多重身份也可能为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将这样一种可能性融入社会科学目前已有的相关知识,比如对“身份”的认识,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综上所述,这些章节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呈现了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的复杂场景,较之西方援助,有共性有差异,这就不是前言所界定的“明显的呈现了中国的特异性与独立性”(p8)。的确,在经过了二十世纪全球化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多种文化影响,这些影响与原有的“中国文化”叠加,在中国大地上谱写出了更加纷繁复杂的文化风景。这些风景同样会映照在发展援助领域。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正如我们不能无视中国的崛起,我们也无法简单地割裂中国和西方;在一定意义上,这两种偏见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如何在对中国援非实践的研究中更公正的呈现历史的延续与变迁,我认为是该项研究一道亟待解决的学术难题。学术化的过程是一个弱化自身偏见,进而更客观公正地看待多元的过程。我个人希望看到该研究团队在以后的知识创新里,能更多地启动“学术理性”与“学术热情”,从而将这一历史性的“援助转向”更如实且有力地录入到人类知识的宝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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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非洲发展研究丛书

新发展的示范

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

Demonstration of New Development

Narrativ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Centres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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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 唐丽霞 陆继霞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11月

16开 平装

ISBN: 978-7-5201-1132-4


林毅夫、汪晖联合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及援非专家的近距离观察和剖析,呈现了中国在援助运行中与西方农业援助不同的新的主客体关系,以及构建这种关系的方式。同时,“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又承载着中国自身发展的叙事,与欧洲早期在非洲的“农业开发”和之后援助非洲的“绿色革命”和“综合农业发展”等,以及非洲自身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等本土战略共同构成了援助场域的三元遭遇。因此,中国援外的农业技术示范不仅在示范农业技术,而且在示范一种变迁经验,是“平行经验的转移”。本书还致力于通过这一研究来认识中国自身的变迁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作者简介

    李小云 1961年生于陕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发展研究、贫困研究和公益慈善等领域多次获得省部级奖项和社会奖项。现任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主席、南方国家智库联盟(NeST)主席,是中国发展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方面均有原创性贡献。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理论、非洲发展研究、公益与社会转型等。

    唐丽霞 1979年生于安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涉及贫困、农村社会政策、中国对外援助以及非洲农业发展,曾在赞比亚、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坦桑尼亚等国进行实地调研。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和教材多部。

    陆继霞 1977年生于黑龙江。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与国际发展、发展干预与社区变迁、环境健康与发展等。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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