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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禁书的“命运”交响曲 | 最危险的书

1913年年底的一天,旅居伦敦的美国诗人庞德向同时也旅居伦敦的爱尔兰诗人叶芝打听,还有什么人的作品可以收录在自己已经接近编辑完成的“意象派”诗集里。年长庞德20岁的叶芝尽管当时还没有写出关于“可怕的美”的名篇,却已经是英语世界里的诗圣。而年轻的美国诗人怀着先知的敏锐和激情,正在酝酿着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文学革命。诗圣向踌躇满志的年轻诗人提到了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爱尔兰文学青年的名字。那是一个在爱尔兰文学圈之外几乎无人知晓的名字。那是一个已经远离了自己的家庭、祖国和教会的文学青年的名字。那是一个已经远离了一切文学圈的文学青年的名字。这是在英美文学界异常活跃的年轻诗人第一次听到自己将要发动的那场文学革命中头号革命领袖的名字。历史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年轻诗人为什么会没有丝毫犹豫。当叶芝还在纸堆里翻找着那位文学青年的诗作样本的时候,庞德就已经在打字机上敲打出了给他的第一封约稿信。


这是读者将在这本书的第3章里读到的细节。如果他(她)还没有忘记自己在这本书的第1章里读到的另一个细节,他(她)一定会感觉诗圣的推荐有点难以理解。那是诗圣与他推荐的文学青年第一次见面的细节。那是一次单独的见面:时间在11年之前,地点在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文学青年当时刚满20岁,刚从大学毕业,刚开始将让文学世界天翻地覆的孤独的攀缘,而诗圣当时已经37岁,已经跨越了至少两个创作上的高峰,甚至已经遭遇江郎才尽的惶惑和恐惧。谈话开始不久,诗圣就已经意识到“来者不善”。文学青年左右开弓,穷追猛打:他嘲笑诗圣的爱国主义情结,他揶揄诗圣在文学上已有的成就和新近的探索,他甚至不屑诗圣对自己习作的夸奖和好评……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不是带着“朝圣”的敬畏而是带着“弑父”的忤逆走近自己祖国的文学巅峰的。(有意思的是,当事双方都不知道,再过30年,爱尔兰文学的巅峰会从餐桌的这边移到餐桌的对面,而且它还将升级为与整个英语文学的顶峰等高的巅峰。如果其中至少有一方知道这一点,这次见面的气氛会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文学青年的态度决定了这个细节的性质:它不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见面,而是一场对垒:新的时代与旧的时代的对垒,未来的巅峰与当时的巅峰的对垒。而从头到尾,未来都牢牢地占据着上风。诗圣一路后退,一直退到了最后一刻。戏剧性的高潮就在那个时刻出现。“我今年20岁,你呢?”分手之前,文学青年突然再出奇招。早已经招架不住的诗圣终于方寸大乱。他当时的实际年龄是37岁,但是,已经倍受挫伤的自尊心让他顺势从自己的回答里减去了1岁。他虚报的年龄还是没有能够赢得文学青年的同情。“你太老了,”他说,“我已经无法再影响你了。”


诗圣后来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垒写下了一篇详细的回忆。艾尔曼在他最权威的乔伊斯传记关于1902年那一章里全文转录了这篇回忆,有兴趣的读者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在语气平缓的回忆中,心胸坦荡的诗圣甚至连自己虚报年龄的那瞬间的脆弱都没有掩饰。而在回忆的最后,诗圣显然也已经看到了事件的历史意义。他平静地写道:“年轻的一代正在敲响我的房门。”这种对“命运”的豁达态度显然是连接上面那两个相距11年的细节的桥梁。这样的豁达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肯定是很难理解的。但是,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神秘之处。这就是历史的神奇之处。而1913年正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革命之年,艺术和科学上的许多革命正在爆发或者即将爆发。詹姆斯·乔伊斯这个陌生的名字触动埃兹拉·庞德敏感的耳鼓的一刻,也可以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


熟悉乔伊斯生平的读者都应该知道,隔断以上两个细节的那些岁月是将与莎士比亚比肩的天才文学道路上最黑暗的岁月。与诗圣第一次见面两年之后,文学青年带着刚刚得手的女人——他终生依赖的缪斯和现代派文学史上第一“夫人”的原型漂洋过海,开始了自我流放的生活。他置贫穷和孤独于不顾,直奔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他要“自由”和“完整”地表达自己,就像他笔下的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一样。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最后,准备开始文学攀缘的斯蒂芬表示他不会继续侍奉他“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它的名称是“家庭”、“祖国”还是“教会”。


而在第二个细节发生的那一年,也就是青年艺术家自我流放的第10年,他完成于流放之初的《都柏林人》(他的第一部作品)还没有找到出版的机会。乔伊斯后来这样白描那漫无边际的黑暗:他说那十年之中,他的经历和金钱全都耗费在出版《都柏林人》的徒劳之上了;他说那十年之中,他给“110家报纸,7位律师,3个协会以及40家出版社”写了不计其数的信;他说那十年之中,“除了庞德先生之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那是足以毁灭所有天才的黑暗,那是足以吞没20世纪最耀眼的文学之星的黑暗……但是,诗圣向踌躇满志的美国年轻诗人提到了那个名字,那个曾经羞辱自己的文学青年的名字。紧接着,年轻诗人在打字机上敲出了给那个陌生的文学青年的第一封约稿信……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天才的“命运”中突然出现了破晓的晨曦。


如果说乔伊斯争取《都柏林人》出生权的抗争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个人奋斗,《尤利西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回家”之旅就是一场融汇着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及人性中各种因素的集体较量。这是一场善与恶的大较量,这是一场美与丑的大较量,这是一场真与假的大较量。“破晓的晨曦”还只是如同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中最初的那四个音节,还只是“命运”的敲门之声。接踵而至的是无数的进攻、反攻、佯攻、固守、伏击、迂回、撤退、包抄、增援、突围……马丁·艾米斯曾经盛赞《尤利西斯》“让贝克特显得沉闷,让劳伦斯显得平淡,让纳博科夫显得幼稚”。而这还并不是这部伟大作品的伟大之处。它的伟大之处是它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击陈词滥调的战争”。这是一场与将“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语)打得粉碎的世界大战同时爆发的战争。而它持续的时间却超过那场战争的一倍,它的烈焰不仅烧焦了“昨日的世界”,更是燃遍了新的大陆。但是,与那场终结自由和灭绝人性的战争相反,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维护人性和捍卫自由。那场战争留下的是不计其数的墓碑,而这场战争留下的是一座文学的丰碑和一座人性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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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图书


《尤利西斯》用文学史上从没有过的虔诚、耐心和技艺记录下人类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全部的细节。它的“回家”之旅就像它的创作过程一样,也是一场与“陈词滥调”殊死拼杀的战争。这场战争同时在大西洋两岸展开,持续的时间两倍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作为这场特殊战争的最全纪录,《最危险的书》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20世纪的“命运”交响曲。这“命运”不仅仅涵盖一本伟大的书,也不仅仅涵盖一个天才的人,它还涵盖文学这神圣的事业以及“言论自由”这关乎人类存在意义的基本人权。


作者在这本书的鸣谢部分报称自己与乔伊斯“唯一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欠了很多债。这显然是谎称和虚报。读到一半的位置,任何一位读者都会发现,这本书的作者与这本书所谈论的“最危险的书”的作者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想放过。而也许并不需要读到最后一章,任何一位读者都会得出结论,这本书的作者与“最危险的书”的作者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什么都没有放过。《尤利西斯》是一部关于现代社会(也就是“上帝死了”之后的社会)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大百科全书,而《最危险的书》是关于这部大百科全书伟大“命运”的交响曲。



在欣赏交响曲的时候,甚至一位很细心的听众都可能不会去留意其中器乐组的配置,也都可能不会去留意其中每一个音符的分量、每一段旋律的色泽以及每一个主题的含义,还有各个乐章之间节奏的变化和情绪的对比……但是一进入这部交响曲,每一位读者都会马上强烈地感受到“经典”的气息。这是将伴随他(她)整个阅读过程的气息。它来自回荡在字里行间的那种特殊的“三和弦”:历史、哲学和文学的对话构成的“三和弦”。这种对话是一切“经典”共同的特质。它存在于任何一部“经典”的作品之中。《最危险的书》就是这样一部关于“经典”的经典。


作为一部文学史的专著,“历史”当然是它的基本面。史料的详尽和论证的扎实显示了作者学术水平的高度,而正文之后超过50页的注释也可以成为治学严谨的证明。但是,这一切还只是这部专著能够从不计其数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不仅获得专家的赞扬,而且还赢得大众的青睐的部分原因。近年来,虽然布卢姆日已经变成越来越热闹和越来越“国际”的文化节日,对《尤利西斯》的阅读兴趣却已经是“日薄西山”,对《尤利西斯》的研究也已经成为西方文学界的“夕阳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本关于《尤利西斯》的书的成功一定还有更深的秘诀。《最危险的书》突破了文学史的传统边界,进入了文化史的广阔天地。这样的突破和进入仰赖纯净的激情和深厚的功力,与今天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痴迷的营销策略毫无干系。它带来的开阔视野无疑是《最危险的书》成功的秘诀。


另一方面,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应该是这部专著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一点,我突然想起“红学”研究中的三大流派。《最危险的书》的作者好像是有意识地吸收了那三大流派的优点。就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例吧:面对一部革命性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同时代的人会有那么不同的反应?这是用性别或者年龄的差异回答不了的问题。这是用教育程度的高低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也是用财富的多少回答不了的问题……在这样一场理智和情感的大较量中,有那么多的细节必须“考据”,有那么多的细节值得“索隐”,有那么多的细节需要“评论”。作者对不同方法的熟练掌握和在不同方法之间的游刃有余是让这样一部可以十分枯燥的学术专著精彩纷呈的又一个关键。关于乔伊斯本人在都柏林生活脉络的呈现就很有说服力。作者按照《尤利西斯》中的细节,去掉了无数的枝蔓,重新布局铺路,既突出了生活的戏剧性,又强调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双向影响。这样的呈现让内行有看门道的快感,让外行有看热闹的愉悦。这一点是最权威的乔伊斯传记都没有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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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

[]凯文·伯明翰(Kevin Birmingham)著

辛彩娜 冯洋

2018年9月 / 89.0元

ISBN:9787520106443


《最危险的书》不仅没有放过与“最危险的书”相关的任何历史细节,也没有遗漏与它相关的所有历史背景。而它对由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它有点费解的英译书名是The Ego and His Own)奠定基础的西方“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传统,以及从这种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梳理尤其值得称道。也许正是对这一条特殊线索的重视,“人”得以脱颖而出,“人”的命运与“书”的命运得以息息相关,《最危险的书》得以变成了一部融汇着多重声部的交响曲。这里有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的人,比如那个一本一本地将《尤利西斯》从加拿大走私到美国境内的人,比如那个毕业于常春藤名校、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高洁的道德准则却又死不改悔地盗版《尤利西斯》的人……而从这些具体的人,读者很容易看到那个“抽象的人”,看到普遍的人性,看到普遍人性对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共同价值的渴望和追求。对“人”的关注和关怀让《最危险的书》获得了哲学的高度。这也应该是这本书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历史著述甚至传记作品经常都会看不准人、看不清人,甚至看不到人……这种哲学视角的缺失足以让新的材料成为废纸,让新的观点成为空谈。在《尤利西斯》的第2章中,斯蒂芬说历史是他要从中惊醒的噩梦。但是,历史是不会自动惊醒的。这也许就是人类历史总是不断重复自身错误的原因。历史要由哲学的棒喝来惊醒。也就是说,一部能够对历史产生影响的历史著作必须发出哲学的声音。《最危险的书》就是一部发出哲学智慧之声的历史著述。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这部学术著作有很强的文学性,几乎可以被当成一部文学作品来读。这一点对普通的读者当然至关重要。而这也是它能够吸引像我这样一名“专业人士”的重要原因,因为书中绝大多数的史实我都非常熟悉,而书中的哲学不仅我耳熟能详,也与我的思想倾向完全吻合,是它的文学性让我心惊肉跳、神魂颠倒。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学者和作家写不出这种既有至高的学术水准又有饱满的阅读趣味的作品?我想,这种空白是中国学术与艺术长期的隔膜(如果不是割裂)造成的。中国的学者很少痴迷于文学作品,中国的作家很少沉醉于学术专著。这是文化的残疾。这是中国的悲哀。作为一部具有很强文学性的学术专著,《最危险的书》能够带给读者不断的惊奇和持续的喜悦。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一直为中国学术和艺术之间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深感惋惜。


本书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叙述的魔力,一是作品语言的魅力。《最危险的书》的叙述基本上吻合时间的次序以及历史本身的线索。但是,作者对全部关键事件的呈现却都动用了高超的叙述技巧和策略,不时会让史实“为我所用”,也经常会将最重要的细节放大、放到最大。这使得整个叙述链条高潮迭起,充满了戏剧性。我从来都认为叙述的技巧和策略并不是独立于内容和史料的,而是作者对内容和史料有个性的反应。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而是作者的激情和诚意的见证,也是作者的洞察力和同情心的见证。叙述的魔力让《最危险的书》的读者不断在“无声之处”听到“惊雷”、听到“霹雳”。这样的效果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都不多见,在中国的历史著述里更是十分稀缺。以题为“娜拉·巴纳克尔”的第2章中关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布卢姆日(1904616日)的叙述为例。那是天才与他的缪斯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日子。作者像天才在《尤利西斯》中所做的那样将注意力集中于“身体”。在码头边的空地上,娜拉将手伸进了她已经确信自己永远也不会离开的男人的裤裆。在这样一个任何成年读者都不会太感到惊奇的动作里,作者是怎样用叙述的魔力让每一个成年读者都会感到惊奇的呢?首先,他没有给从来都下笔千言的天才开口说话的机会。接着,他让已经有过两段短暂情史的缪斯用顽皮的语气问了一个纯洁无比的问题:“亲爱的,这是什么?”(在原文里,我译成“这”的是第三人称物主代词“it”。)读者还来不及去辨别这问题是出自“考据”还是出自“索隐”,就马上会听到作者替天才给出的回答。它也是作者对人类历史上与文学关系最为玄妙的幽会的精彩“评论”。“这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作者这样评论。是的!这更是现代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是的!


记得2013年春天,我曾经在广州与一位顶级的中国历史学家同席。我向他提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和传记作品对语言都不够重视的问题,他解释说,中国目前的历史研究还处在发现新材料和提出新观点的阶段,还顾不上“如何表述”的问题。而在西方,历史著作的语言是其他一切叙述文本的典范。《最危险的书》秉承了西方历史著作的这一深厚传统。它用非常考究的英语写成,措辞精而美,造句达而雅,行文清晰流畅又饱含悬念和机锋。还有语句与语句之间的那些睿智的对比和呼应,不仅让叙述透出抓人的张力,还让文本透出迷人的乐感。以前言中的第一部分为例。这一部分由5个自然段构成。它用这样的句子开始:“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就已经走到了一段漫长路程的尽头。”这当然也是全书的开始。接着,作者用4个自然段按写作、出版、发行、推广的正常次序罗列现代所有正常的书都要经历的“漫长路程”。第5自然段是这一部分的关键,也是全书存在的理由。它只有一个句子,一个与全书的起始句相呼应的句子:“当你翻开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再是事实。”在接下去的阅读中,读者就将看到那“不再是事实”的一切的真实存在。这就是《最危险的书》存在的理由。


《尤利西斯》完成了语言(也许应该更准确地说是英语)与生活的结合。用希尼的说法,这座文学的丰碑用语言保存了都柏林日常生活中“全部的痕迹”。其实,它保存的也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全部的痕迹。希尼是继叶芝之后对20世纪的文学发挥过巨大影响的第二位爱尔兰诗圣。在一次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中,他被问到如果只能带一本书流亡孤岛的话,他的选择是什么。诗圣的回答斩钉截铁。他要将人类全部的日常生活带向孤独的尽头。《尤利西斯》是将语言推向了极致的作品。考究的语言当然也应该是任何一部关于《尤利西斯》的作品的基本品质。遗憾的是,不管多么好的翻译都不可能保全原作的魅力,更不要说用非常考究的语言写成的原作。这对于那些只能通过翻译来阅读《最危险的书》的读者可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遗憾。


我是在201412月的一天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一家即将倒闭的书店清仓的时候买到《最危险的书》的。从留在书上的记录看,我在2015212日读完过前言,后来就再也没有读完过其他任何一章了。但是,我一直将这本书摆放在离床最近的书架上,与《尤利西斯》的三种原文版本摆放在一起,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能够看到。2016年布卢姆日的前一天,我突然决定第二次通读《尤利西斯》(我的第一次通读是2010年夏天在蒙特利尔大学英语系关于《尤利西斯》的硕士课程里)。这次通读被后来的两次回国打断。1221日这一天临睡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再次翻开了《最危险的书》,并且再次读完了前言。这是一次带有强烈宿命色彩的进入。它让我不能不继续“向前看”了。我将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推到一边,用2016年最后的10天一字不漏地精读完了这部精彩的作品。同时我也怀着无限的敬意接起了《尤利西斯》的阅读,于201716日下午4点钟完成了对它的第二次通读。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到差不多写完这篇导读的时候才注意到原作扉页后的献词:“献给爸爸,他让我懂得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我轻轻地惊叹了一声。父子关系是“最危险的书”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言论自由”又是《最危险的书》聚焦的核心问题。对这样一部关于“最危险的书”的书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理想的献词呢?


让我们开始一段新的阅读之旅吧。这是一段一定能够带给你强大震撼的阅读之旅。当你最后合上《最危险的书》的时候,我肯定,你不仅会为文学的一次伟大胜利深感欣慰,你也会对人最根本的“自由”满怀激情和信心。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于蒙特利尔说明


标签: 文化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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