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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若干思考

随着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实施,政治学和其它学科一样,又一次获得了国家最直接的政策支持和最充裕的资源配置。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明确要求,又一次赋予了政治学学科发展繁荣、走向世界一流的活力和动力。值此难得的历史契机,中国政治学应该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一流”以及“怎样建设世界一流”等问题进行充分的思考、研讨以求取共识。这既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逻辑起点,也是其自立自强的现实需求。


一、关于政治学学科建设目标的思考


我们看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在将“世界一流”作为大学和学科建设终极目标的同时,也十分明确的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摆到了学科建设的核心地位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故而,中国政治学学科在走向世界一流之始,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这一对学科建设目标范畴之间的关系。


在学科建设的目标层面思考“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关系,应该从学科特性、认识论和操作性三个角度切入。


首先,从学科特性的角度看,政治学学科建设尤其要重视对中国特色的打造。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谱系中,政治学尤疑是最具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学科。其鲜明的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决定了政治学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中国特色予以比其它学科更高的重视。具体言之,中国政治学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的揭示;必须基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国情民情来进行政治价值的探讨;必须针对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重大需求来进行政治理论的创新;必须在政治学学科功能——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等纬度上设定中国标准。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政治学从 20世纪80年代初复建迄今30多年来,基本上是在对西方政治学的引介、吸收和运用的过程中成长的。其间除了一些老一代政治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之外,大部分研究者采用的是泊来的概念、命题、方法和范式,而鲜有中国特色的原创。自20165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之后,中国政治学界充分认识到了学科发展的这一缺憾并开始了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积极努力。这一努力在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的过程中应该得到更自觉的强化而不是削弱。


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有机关联,不可以相互遮蔽或彼此取代。具体来说:


第一,在价值层面上,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同等重要。从中国特色方面看,政治学学科成果和其它一切社会科学的学科成果一样,唯有本国的,才是国际的;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唯有首先对本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有用的,才有走向世界一流的意义。人类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昭示:凡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学学科成果均是在回应特定国家和时代的重大问题中产生的;凡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学学者均是因其适时回答了其国家和时代的课题才享誉世界或留名史册的。即便是像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 W. F. Hegel)那样高度思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们的“纯粹理性”和“绝对观念”等抽象外衣之下,也一定是德意志民族的现实利益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现实需求。从世界一流方面看,如果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仅仅强调本国特色而忽略了世界一流,其学术思维没有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广阔视野,学术话语没有超越个性的共性表达,学术成果没有超越特殊性的普遍解释力,学术群体没有享誉中外、引领创新的名家大师,学术评价没有国际共同的衡量标准,那它可能只是一个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孤立存在永远抵达不了世界一流。政治学作为特定知识体系,其独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等均会受到大大的质疑。所以,政治学应该向着“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这两个目标同时趋进,无分先后。


第二,在逻辑层面上,中国特色在先,世界一流在后。所谓“在先”与“在后”的含义是:(1)中国政治学应该首先具有中国问题意识,研究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努力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2)中国政治学应该秉持“西为中用”之宗旨对待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3)中国政治学应该对悠久厚重的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的优秀内涵做现代性的阐释与创新性的转换,推动民族思想成果走向世界并为国际同行所接受,实现其由中国特有到国际共享的自然演变。


第三,在事实层面上,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有机融合不可分立。任何学科的知识,都是循着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路径生成的。换句话说,知识总是始于对特殊现象或个别事物的探讨,止于普遍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的获得。根据知识形成的普遍规律,我们对中国政治实践的研究,哪怕是对微观的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的研究,其最终成果一定要具有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或微言大义的学术价值,一定要对同类的政治现象有着超时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这样的研究成果必然会被认为达到了政治知识或政治真理的境界,而不是柏拉图(Plate)所说的“意见”或“洞见”;也必然会引起国内外政治学同行的关注和讨论,最终在平等的沟通交流中占据话语优势,引领相关领域的研究方向。所以,在学科建设的事实层面,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和谐一体。


中国政治学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向着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双重目标共存共进的理想状态,尚需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进一步强化中国问题意识,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研究深层次的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的第一要求,是“中国特色在先,世界一流在后”之逻辑关系的首要体现。虽然近年来中国政治学人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烈,研究领域越来越延展,但研究者们聚焦的基本限于微观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行为层面的问题,研究成果基本限于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对于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等深层次的重大问题,政治学研究者们仍然缺乏深度关切和深刻思考。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结构复杂、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所面临的问题无不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而不可能与其它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同步同样。以当下而论,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现代性的、也有后现代性的,甚至有前现代性的。所以,中国政治学者的问题意识不能仅局限于微观的操作层面,也不能亦步亦趋于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足迹,而必须全面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尤其是政治发展中最深层次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第二,进一步深化对国情民情的认识,选择和形成关于中国政治现象的合理解释模式。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都有基于自己国情民情的形成机理和演变规律。不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对某种政治现象普适性的解释模式。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国民心理、思维习惯等共同决定了中国政治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机理,不了解中国国民政治表达的含蓄方式,仅仅仿效某一种解释模式或采用单一的观察视角只能得出偏颇和肤浅的结论。即便是像民意凋查或词频分析这样现代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也不一定能够完整地反映某些政治现象的真相。中国政治现象的合理解释模式一定是多元化的,是对政治社会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地理学、政治心理学、比较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故而,尽快形成并善于运用对中国政治现象的合理解释模式,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建设的内在要求。


第三,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学理性研究,推动兼具学理性、逻辑性和开放性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早日形成。中国政治学虽然具有鲜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属性,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研究可以满足于政策解说和单纯意识形态立场的论证,将学术研究等同于政策宣传,忽略了学科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更具体地说,政治学对当下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设、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等最根本问题,以及村民自治、社区治理、网络问政、腐败治理等中观层面问题的研究,都不能仅仅止步于对事件的议论、历史的追溯、数据的分析、政策的诠释,而应该在议论、追溯、分析和诠释中融入理论的智慧,思想的神韵,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升理念、升华价值、启迪思维,从而推动具有学理性、逻辑性和开放性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逐渐形成并走向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现象学理性研究的完美范例。学界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人类政治现象、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的深刻分析和逻辑推论,才逐步建构起了涵盖阶级→国家→政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正因其深刻的学理性、严谨的逻辑性与鲜明的开放性而产生了久远的世界性影响。


第四,提升学科境界,开阔学术视野,铸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必备的宏大、包容与开放的品格。一方面,中国政治学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模式的探究要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在坚持“以我为主”“西为中用”原则的同时,自觉地把中国政治发展融入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势之中,寻求两者的一致性和契合点,争取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奉献出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人还要努力摒弃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自觉培育世界主义的视野和人道主义的情怀,使自己能够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积极主动地思考全球共同问题的解决之道。


最后,从操作性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充分尊重国际通行的大学和学科评价标准,并按照这些标准形成的导向来趋近世界一流。显而易见,当我们把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目标界定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时候,关于如何评价政治学学科建设的两个判断已经内含于其中:一个判断是政治学既迥异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人文学科,它的学科评价指标体系中必须要有中国要素的考量,决不可以机械照搬国际通行的任何一种评价指标体系,否则无以体现中国特色。另一个判断是中国政治学必须高度重视国际通行的大学和学科评价体系中的共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形成的导向去建设自身,否则无法达到世界一流。因为“世界一流”是同一个参照系下的比较性概念,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何来共识性的学科排序?事实上,国内很多进入“双一流”建设的大学和学科已经将国际通行的ESI排名直接拿来作为自己学科建设的衡量标准。


按照国际通用的关于大学和学科排名的几大评价体系中的共性标准,中国政治学应该在四个方向上向世界一流学科趋近:(1)建构国际主导性的学术话语。学术话语是涵盖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和基本命题的表达方式,是一个学科籍以和其它学科区别开来、体现自己特殊存在意义的标志和前提。学科的话语越是独立,学科就越成熟;学科话语的可交流性越强,学科就越强。因此,话语体系相较于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基础性的重要意义,学科建设首先是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首要标准就是学科在国际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2)孕育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按照国际通行的认识,学术大师是那些以原创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新开辟的领域、路径和方向对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国际性和历史性影响的人。放眼世界,凡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学科,都有被国际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反之,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个学科,在没有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或学术流派的情况下,就被认为是世界一流。试想,如果没有萨缪尔·亨廷顿(Smaul P. Huntington)、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N. Shklar)、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等政治学大师,哪里有世界一流的哈佛政治学?没有威廉·邓宁(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Neal Waltz),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又何谈世界一流?(3)产出国际公认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学科研究成果得到国际的认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是所有国际通用的评价体系对大学和学科的基本要求和主要考量。中国政治学应该努力在国际性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更多的成果并争取各类研究成果更高的正向引用率。相较于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4)培养国际认可的杰出学科人才。由于人才培养彰显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乎着学科的社会声誉。所以国际通用的几大评价体系均将涉及人才培养的要素不同形式纳入其中。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学科,就不可能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学科。


二、关于政治学学科价值定位的思考


所谓价值,即一种客观事物对他物的有用属性。政治学作为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品格的学科,其价值亦即有用属性有二:一是“求理”——揭示人类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探索人类应该追求的政治价值、构思合于人类本性需求的理想政治制度;二是“致用”——回应社会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


政治学“求理”和“致用”之双重价值在学术研究中主要是通过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方法得以实现的。规范研究承载着政治学“求理”的价值定位,它通过对各种政治现象,包括国家、政党、政府、公民等政治主体和制度、体制、决策、行为等政治客体的“好”与“坏”、“善”与“恶”的研究和判断,力图解决政治生活中“应该如何(ought to be)”的问题。规范研究赋予了政治学以逻辑性、学理性和系统性,因而也被称为价值研究或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求理”的规范研究一般不直接的指向社会功效,而是基于研究者纯粹的学术旨趣和学术情怀。实证研究承载着政治学“致用”的价值定位,是研究者紧贴社会政治实践的需求,针对社会政治发展中的问题,围绕政府重大的政治决策的动态性研究。实证研究通过现场观察、数据收集、模型建构、量化分析等方式得到“是如何(to be)”的事实判断,体现了政治学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因而也被通称为事实研究或应用研究。实证研究者的直接动机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基于高度政治认同的政治义务感。基于上述,对政治学两种价值的思考和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思考不可分割。


政治学学科是以“求理”为重,还是以“致用”为先,并无一定之规,而是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学界周知,西方政治学自古希腊迄今两千多年来走过了一条“求理”研究主导—“致用”研究主导—两者相依共生的发展路径。中国政治学复建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也形成了清晰的变动轨迹。很多研究者以量化分析的科学方法再现了这一轨迹: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最初的几年间,政治学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是“求理”。其表现在规范研究压倒性地多于实证研究,个案访谈、现场观察、量化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鲜有运用。近1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政治学年轻研究群体的崛起,尤其是很多的海归政治学人的加入,同时也回应着国家政治发展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实证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的态势迅速形成与规范研究比肩而行。中国政治学的实证探索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发展壮大、方兴未艾。


现阶段的中国政治学应该推崇规范研究以“求理”,还是推崇实证研究以“致用”?学界虽未形成有规模的论争,但我们已经清楚地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随着国家政治活动已经由统治转向了治理,政治学应该通过实证研究凸显“致用”的价值定位,为国家治理实践出谋划策。而规范研究在本质上更适用于思想启蒙和方向引领,所以在现阶段应该让位于实证研究。相反的看法是:“求理”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在任何时候都有着首当其冲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求理”的基础研究提升政治学的学术品格,决定政治学学科的厚度和高度,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撑;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处在一个继续改革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基本制度的完善,还是许多中观层面制度的建立,都需要学理的依据和价值的导引。所以,政治学在现阶段仍应高度重视规范研究。


如前所述,承载学科价值的研究方法何者为要没有绝对答案,它应该被置于由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来判断。现阶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一就是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科目标早日实现。所以,如何更有利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如何有助于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问题是思考政治学两大研究方法何者为要的最高标准。


政治学规范研究的当下重要性体现在:


第一,规范研究是推动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最直接方式。因为:(1)规范研究为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奠定了厚重的基础。规范研究是研究者对政治现象本源的追问、本质的探索、规律的揭示、价值的思辨,其研究成果通常为新的学科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这些基础性的成果很容易经由国际共用标准的检验成为创新性的学术贡献。中国政治学虽然在长时间内以规范研究为主导,但遗憾的是其基础理论迄今仍然薄弱,创新性成果仍然匮乏。(2)规范研究为掌握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更广的空间。规范研究因其论题更具基础性、一般性、共通性,所以,更容易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获得广泛认可,从而更容易建立话语优势,引领学科发展。(3)规范研究为实证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提升了实证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有助于实证研究的成果获得普遍性的认同。实证研究若没有学理的支撑和价值的浸透,一味地追求量化,那么在大量的数字和图表之下很可能是思想的贫乏和结论的无效。美国政治学从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和教训。事实上,当我们今天欣喜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日益科学化的同时,也很遗憾地感到了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出现了为实证而实证、为量化而量化的现象。它们或者是“头痛说头,脚痛说脚”,缺乏思维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或者是经由繁复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得出的不过是早已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和约定俗成的“习惯法”,等等。


第二,当下中国的政治实践仍需高度重视规范研究。因为:(1)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仍处在一个需要大力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改革的大方向和终极目标仍然需要明晰的政治价值导引。比如,我们拒绝西方那一套政治价值的“普世性”,那么,符合我国国情民情的一系列价值目标——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等需要怎样的内涵解释和形式承载?再比如,我们已经建构了内容丰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那么这个多层次的体系应该如何予以学理解读?这长系列的价值范畴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2)在很多中观层面操作性的制度建设上,价值目标也具有首当其冲的重要意义。没有相对准确的价值目标引导,任何制度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均会大打折扣。比如,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民主、法治、公平、效率、和谐等价值理念,然后才是对治理技艺的研讨;再比如,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表面上看是如何收钱、如何分钱、如何花钱等纯粹的操作性问题,但实质上它们首要的问题无一不是如何定位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只有制度制定者对诸如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平等、公权与私权等种种价值关系具备理性的认知,才有可能出台相对合理而人性的可操作性制度。(3)即便是微观层面的政策执行,哪怕仅仅是“实施办法”“行为条例”等,同样需要价值思维和价值精神,否则就可能是低效的、折腾的、混乱的,甚至无用的。


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当下重要性体现在:


第一,实证研究是政治学学科属性的内在要求和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不可或缺的实现方式。(1)实证研究彰显着政治学的应用性。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学的很多相邻学科,尤其是法学和经济学的应用性空前彰显,被公认为应用性最强的社会科学学科。相较之下,政治学的应用性却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甚至有时呈现出“自说自话”“可有可无”的边缘化状态。然而,就学科的内在属性而言,以探求“治国理政”为己任的政治学,其应用性既不弱于意在“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也不弱于追求“依法治国”的法学。如果政治学弱化了实证研究其学科应用性必定无法得到应有的彰显。(2)实证研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认知推向国际,以它特定的方式推动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前已述及,真正的实证研究决不是唯实证而实证、唯量化求量化。它“在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中发现规律,归纳与提炼理论;注重政治学研究的原创性,注重专门知识(Know-how)的发现和发明,从专门知识中提炼普通知识(Knowledge)而不是相反。”而唯有从实证研究中得出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知识才会成为中国政治学贡献给世界的政治认知。正是在此意义上,实证研究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不可或缺的实现方式。(3)实证研究是政治学获取外源性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走向世界一流的中国政治学需要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的共同支持。所谓内源性动力即产生自学科内部的动力,它是政治学人秉持学术情感、坚守学术逻辑、坚持学术创新的内在冲动。所谓外源性动力则是政治学通过积极回应社会政治实践需求、为国家的重要政治决策贡献智慧,以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外在政策和资源支持。在特定的意义上,学科发展的外源性动力比内源性动力更为重要。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政治学要获取走向世界一流的外源性动力,实证研究显然是最有效的手段。


第二,当下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仍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运用和强化实证研究。近年来,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得到了空前的运用,学界通过实证研究为国家政治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了充分探讨。但是,相对于政治实践的需要而言,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仍然是不到位的。比如,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迄今基于实证的对策性研究仍然少于逻辑辨析;关于乡村治理、民主协商等问题研究仍然缺乏基于现场观察、个案解剖、量化分析的一般性结论;关于反腐败研究中对腐败原因、腐败类型、腐败群体、反腐败的制度建设等问题科学化的探讨仍然不足;关于新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运行中的很多实际问题也缺乏应用政治学分析的声音,等等。所以,对于实证研究我们应该强化和完善,而不是弱化或轻视。


基于上述 ,政治学“求理”与“致用”两种价值取向和规范与实证两种研究方法虽然在历史的纬度上时有冲突乃至对立,但是对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政治实践需求而言,它们犹如政治学的“双核”与“双翼”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三、关于政治学学科文化培育的思考


任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条件支撑。所谓硬件支撑,是指以资金为基础的人、财、物的投入。没有硬件支撑,很难有高水平的学科团队、高质量的研究条件、高水准的学术交流,从而也就很难催生一流的学术成果和一流的学科人才。但是,学科建设仅有硬件支撑是远远不够的,硬件必须通过软件起作用,正如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一样。学科建设的软件就是学科文化。缺乏软件支撑的学科,再多的资金、再好的设施也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众所周知,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投入的逐年加大,包括政治学学科在内的各学科匮乏的不再是资金和硬件,而是高品格的的学科文化。在建设一流学科的大背景下,政治学亟须充分地认识培育学科文化的重要性并积极付诸行动。


作为概念,学科文化的界定可谓丰富多彩,描述性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遗传性的等不一而足。综合来看,最具逻辑规范的表述是:学科文化的核心是一种行为指导的规范力量或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秩序既是规范个体的外部控制力,也是学科成员个体内心的方向、实在感和身份认同。学科文化“规定了特定学科中的基本信仰、价值取向、行为规则和精神欲求,凝聚着学科群落最根本的精神特质。”按照这一概念,学科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显而易见的三个层面:一是主观层面,即学人们对自己学科价值和时代使命的精神信仰与情感认同,这种认同确保了群体的志同道合、决定了学科的凝聚力;二是制度层面,即学科的组织者要以能够最大限度的推动学术创新和学科建设为理念,制定和践行的各种制度;三是行为层面,即学术研究者对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的心理认同和自觉遵从的行为习惯等。由此可见,学科文化是学科的内在品格,决定了学科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培育优秀而深厚的学科文化是是保障学科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政治学学科文化的培育应该抓住以下着力点:


第一,建构有利于学人成长和学术创新的相关管理制度,激发学科文化的内生动力。政治学研究是关于人类政治知识的专业化和个体化的理性探索活动,这种活动要求相关的学术制度建构在两种张力的平衡中进行:一是给予研究者充分的探索自由以确保政治知识的获得和思想的创新,尽量排除外在干扰和制约;二是相信从事理性探究活动的政治学者有意识、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在学术活动中遵从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高度自律性。所以,学科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应该以尊重思想和知识的尊严为原则来制定和执行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比如以学人为重心的稀缺资源分配制度;有利于学人成长和团队建设的人事制度;维护学术自主、激发学术活力的科研管理制度;坚持质量至上和创新导向的学术评价制度,等等。这样一系列合理而人文的学术制度共同构成了政治学人良好的研究生态,保障着他们身归学科、心系学术、热爱学问、追求创新。他们既是政治学学科文化的内涵,也是培育和积淀政治学学科文化的基本力量。


第二,营造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促进和谐稳定的学术梯队建设。无论是对中国政治学整体而言,还是就某一个大学或研究机构而论,建立一支层级分明、和谐稳定的学术梯队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保证了政治学在趋近世界一流的过程中,始终生机勃勃后继有人,不会出现人才断档或后劲乏力的现象。


众所周知,近年来,政治学学科队伍建设一直弥漫着“人才大战”的硝烟。很多大学或科研院所都通过高额投入实现了学科建设不同程度的“大跃进”。有的用重金引进一个学术带头人使一个学科领域从弱到强。有的花高价延揽了一个团队,使一个学科从无到有。而另一些大学或科研院所则因财力不足或其它相关原因流失了人才甚至是团队,学科就此失去了特色或元气。可以预见,随着力度空前的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划拨到位,政治学界人才大战的硝烟势必更加浓烈。不可否认,人才流动是学科建设的源头活水,是学科发展的常规性机制。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学科建设通过人才之战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等急功近利的做法,只是在特殊时期和特定阶段会有显效,很难具有恒定的作用。中国政治学健康持续的发展更需要学科团队的和谐稳定、代代相继、久久为功。要建设这样一支理想的学科团队,充裕的物质投入固然重要,但源于情感的学科认同、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和谐多元的学术氛围,志同道合的同仁情结,更能够涵养政治学人对学科的认同感和对团队的忠诚度。在急功近利的社会转型期,凡是对政治学怀有浓厚的情结和研究意趣的人,一定不会是一个功利至上的物质主义者。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对于他们安心治学、迅速成长更胜于优厚的物质条件。


第三,进一步发挥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政治学会的作用。从学科的组织形态来看,学科文化建设的主体首先是大学、科研院所和学科的日常组织者与引领者。但是,若将中国政治学作为一个整体,将中国政治学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看,中国政治学会也是中国政治学科特殊的组织形态,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在政治学学科文化的培育方面,中国政治学会对于引领学科方向、凝聚学科队伍,培养政治学人的学科认同感和归属感有着无可取代的特殊作用。


中国政治学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一直严格遵循着“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政治科学”的宗旨,履行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基本职能。它通过凝聚队伍、引领方向、活跃学术、服务国家与社会等方面的努力,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中国政治学立意走向世界一流这个新的发展时机,中国政治学会应该通过“四个加强”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一是进一步加强学会的学术性。虽然学会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群众性和学术性皆是学会的基本属性,但是学会的群众性要服务于学术性,落实于学术性。其具体着力点有:(1)中国政治学会作为政治学界整合学术资源的最大平台,连接学界、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最大枢纽,应该利用它特定的优势,举办更多的高端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会、学术讲座等活动,力争做出系列高端学术品牌。只有不断提升学术活动的质量,不断推出新的学术成果,才能更加彰显学会的学术价值。(2)中国政治学会应该利用它经由长期的努力而获得的特殊权威设立高端的学术奖项,以此树立标杆,凝聚人心,鼓励创新,激励后辈。美国政治学会自建立以来一直以评奖作为凝聚学术共同体的主要手段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政治学会的奖项分为“杰出贡献奖”(麦迪逊奖)、多学科贡献奖(古德诺奖)、学位论文奖(威尔逊奖)、论文奖、著作奖、履职奖、教学奖等多个大类几十个小类,涵盖了美国政治学的所有群体和所有成果类型。它每年按照严格的评价标准、经由严格的评审程序评选出具有公信力的结果予以表彰。这种严格而权威的评奖,对于促进美国政治学研究者和准研究者(学生)的共同体意识,进而促进美国政治学的发展繁荣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的中国政治学会完全有权威、有能力、有资源做好高端学术奖励活动。(3)中国政治学会应该进一步提升学会领导层和管理层的学术性 在充分考量其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的前提下,再考虑其公信力和领导力。


二是进一步加强学会的代表性。随着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知识谱系空前丰满,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逐渐增加。相应地,政治学的学科队伍也空前壮大,青年学者、包括“海归”学者迅速成长为学科的中坚力量。中国政治学会应该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容纳性和包容性,让各个群体的代表,各种善意的声音在学会的舞台上自由交流、平等沟通、和谐共处,共同推进政治学科的发展。


三是进一步加强学会的引领性。(1)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牢牢把握学科发展的政治方向,引领政治学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政治学的学术研究;(2)引领政治学界遵循学科发展的社会逻辑,在学界、政府和社会之间搭建更多的渠道和平台,适时地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四是进一步加强学会的开放性。“根据需要和可能,开展政治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是中国政治学学会章程规定的基本业务。当下,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的目标和任务使得加强国际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政治学会应该利用自己的平台优势,积极拓展和国际同行的交流渠道,搭建国家间的交流平台,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展示中国政治学者关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研究成果,展现对于国际共同性问题的中国智慧,在平等的对话中逐渐扩大中国政治学的影响。


四、关于政治学学科人才培养的思考


知识是学科存在的第一形态,学科功能围绕着知识而展开。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知识的传输、知识的创新、知识的运用和知识的继承,由此对应的学科功能便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人才培养之所以居于学科几大功能之首,是因为:(1)它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优秀的师资队伍和优质的学科硬件无不围绕着人才培养而配置和建设。(2)优秀的人才能够为学科带来良好的社会声誉,使学科水平得到世人的高度认可。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学科,不可能被认为是一流学科。(3)优秀的学科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源头活水,维系着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凡得到国际认可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无不把培养一流人才做为首要之事。以我们熟知的香港科技大学为例:该校是1996年随着香港“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的启动才开始系统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在其制定的学科建设规划中,首要的理念就是“追求卓越教学”。根据这一理念,香港科技大学制定了各种卓越人才培养制度,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建设、提高了学科声誉,创造了一所年轻的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国际认可的成功范例。


由于我国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舆论对高校及其学科的评价长期以来主要是科研标准导向,致使人才培养被忽视;由于高校对教师发展所需稀缺资源的分配主要是科研成果导向,致使教学工作被弱化。其最终结果是各学科的人才培养质量普遍堪忧,乃至被社会诉病,更谈不上为学科建设带来应有的支撑。因此,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启动之际,应该刻不容缓地强化学科的人才培养功能,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中国政治学相较于其它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相邻学科,更需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为孕育优秀的学科后继者花更多心血、下更多力气、有更多投入。因为:一是在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到市场的社会转型期,追逐功利、崇尚物质弥漫成风,影响着很多人的行为取向。政治学的学科知识既不像经济、金融知识那样可以直接转化为物质,也不像法律条文那样很容易与金钱交换,甚至不如心理学、社会学知识的实用性那样强。由此造成的事实是:跨入政治学学科之门的人,出于对学科的理性认同和情感热爱的不多,由于“不自知”或“不得已”的不少。这必然会对其研习政治学知识的动力和效果产生消极的影响。二是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政治实践之丰富,政治现象之繁复,政治诉求之多元,政治发展需求之迫切,决定了投身政治学的人要有更强的责任意识,更大的担当勇气,更优秀的品格修养,更无私的学人风骨,更广博的知识视野。唯其如此,未来的中国政治学人才有能力去展现自己学科“求理”与“致用”之价值风采。


从中国政治学人才培养的特殊状况出发,我们应该将心血、力气和资源重点指向以下几方面:


第一,立德树人,全方位培养政治学人的良好德行。习近平总书记201753日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提出“法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很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立德树人”的要求具有适合于一切学科人才培养的普遍意义。政治学特定的学科性质和学科价值决定了政治学人必备三种道德:一是热爱学科、钟情学术、追求真理、执著创新的学人道德;二是无私无畏、公平正义、廉沽自律的职业道德;三是奋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政治道德。对三种道德的综合考量是卓越政治学人的首要标准,全方位的立德树人是卓越政治学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


第二,加强通识教育,培养政治学人必备的人文素质。通识教育也称素质教育或博雅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手段,受到了国内外大学的普遍重视。通识教育的课程一方面以其“体量多”拓展着学生的知识视野。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通识课程均达致6000门左右;另一方面以其“质量高”提升着学生高雅的人生格调亦即深厚的人文情怀。很多大学都由最著名的学术大家承担通识教育的主干课程,比如哈佛大学最负盛名的通识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便是由著名的政治哲学大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主讲。政治学人才的培养更需要重视通识教育,因为人文素质——对人的生命、权利和精神的尊重,对自由、平等和尊严的追求,对百姓、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切等,对于担当“治国理政”之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的政治学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政治学要致力于打造有学科特色的通识课程体系,要邀请名师大家来传授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第三,健全学科体系,丰富政治学人的知识构成。健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既是政治学学科建设基本任务,也与政治学人才培养质量息息相关。在知识量呈爆炸式增长、各学科边界日益融合的现代社会,仅仅掌握狭窄的专业知识决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学科人才。多样化的知识交叉、多元化的思维视角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一流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一切首先需要我们建构一个有机且丰满的学科体系来实现。政治学目前的学科体系无疑是不健全的,比如,新兴学科的建设滞后于社会实践的需求、交叉学科和冷门学科的建设速度缓慢数量不足、传统学科相对封闭保守、与关联学科之间缺乏深度融合、次级学科之间缺乏逻辑关联,等等。因此,政治学亟须强化健全学科体系的意识和提高健全学科体系的能力。


第四,创新培养模式。在所有涉及人才培养质量的环节中,以培养模式最为重要。所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尤不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色。比如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案例教学、注重精英人才培养的导师制、注重独立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研讨性教学、注重开阔知识和文化视野的国际化联合培养,等等。我们应该充分汲取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政治学杰出人才的既定标准,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创新。



来源:《政治学研究》

本文作者:张桂林,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

篇幅所限,注释省略,全文请查看《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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