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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还是大公司——当代非洲农业模式之争

独立以后,大部分非洲国家农业发展迟缓甚至出现倒退,究其原因有一些是殖民时期以来形成的深层观念的影响。为了宣扬殖民占领的合理性,20世纪上半叶就出现了为白人占地辩护而炮制的“空地说”(其实是非洲人的公社土地在休耕,但被解释为空地);再如,独立以后,非洲国家的后殖民地土地改革(尤其是坦桑尼亚的国有化改革),被认为是“非理性”“短见”的,破坏了粮食安全,因为这些土地改革主张“将土地的种族不平衡作为首要问题置于经济稳定之上”;抑或“白人私有土地经营方式优越于传统非洲人公社土地所有制,应该成为非洲主导方式”;或者“非洲小农户总是破坏土地的生态,而白人大农庄才是有效利用土地的最佳选择”“白人农场主的技术整体上远远超过非洲维生农业的农民,后者几乎无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等等。归根结底,很多主张源于白人相对于非洲人优越性的心理。这些土地改革贬低了非洲人世世代代积累的本土农业知识。可惜的是,这些深层观念因为欧洲人从历史上延续至今的强势而很难被“解魅”,很多非洲国家独立以后往往不由自主地采取更加倾向于白人大农庄的农业政策,商业、市场、银行信贷等都是向大农庄倾斜,而不是鼓励小农户和传统公社农业的生产方式。诸如安哥拉等国最终失败了的国有农场的实践,也多少受到这些流行观念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本来就处于劣势的非洲人小农户,独立以后一直在没有受到政府保护的环境中艰难成长,当然很难与白人农场主抗衡。有长期跟踪研究非洲农业的学者已经指出,历经殖民统治和独立以后的各种危机时期,非洲传统的小农户农业生产方式才是真正养活非洲大多数民众的根本。


是大农庄主模式好还是小农户模式好?关于非洲农业发展模式的争论,显然不仅是有关效率的问题,背后还涉及土地所有权斗争,即谁有权获得更多的土地生产资料从而扩大生产的权力斗争。在白人占有好地、大面积土地的国家,土地所有权仍是长时间困扰这些国家的主要难题。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在非洲其他国家激起了很大反响。南非、纳米比亚甚至肯尼亚等国纷纷出现了仿照津巴布韦激进土改做法的声音,而且每次经济不景气都会激发新一轮民族主义式的“非洲人要求土地权利”运动。虽然基本上都是主张不强行没收白人土地一派的政治家占上风,因为强行没收白人土地将加剧非洲的不稳定,并且强行驱逐经验丰富的农场主(他们有时雇佣多达200名工人)、把上千英亩的土地交给不熟悉大规模耕种的非洲人也是不切实际的(如津巴布韦土著人商业农场主联盟组织者诺夸姆齐·莫约就说,如果不投资并对非洲农民进行技术培训,重新分配土地很可能会导致农业生产的失败),但是不管大农场主模式还是小农户模式更加有效的争论从来就没停止过。


确实,有效使用土地是发展经济、解决以土地问题形式表现出来的种族问题的关键因素。非洲国家如果想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来创造财富,必须为非洲人的子女提供教育,使之适应工业化和技术发展,并实行某种有效使用土地的政策和解放市场的措施,以真正扩大非洲的经济基础,从而真正解决土地方面的种族问题。然而现实情况是,独立以来,非洲人精英阶层虽然逐渐掌握了更多的土地,但公社土地不允许买卖的习惯法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加之这些非洲人农场通远离交通主干线,一般只能供应本地市场,而且以劳动密集型的方式为主;相比之下,白人农场主占据好地,而且距离交通枢纽很近;同时,非洲国家为了鼓励农业产品出口基于粮食安全观而采取农业补贴等措施,实上这些都客观上更能够惠及有实力的白人农场主,而非洲小农户反而更加没有竞争力。


有意思的是,随着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农业活动的减少、生物能源投资兴趣的增加,非洲大陆因为大量尚未使用的可耕土地和具备成为世界粮食中心的潜能而再次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主权或者私募投资家。西方跨国公司不断强化全球产业链布局,加大对资源性、战略性农产品市场的掌控力。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四大粮商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贸易,自然不能遗漏非洲市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种植大量用于生物能源作物的巴西、韩国和中东的投资者在非洲购地和租地数量较多。最近几年,非洲迅速成为全球农业投资热点。这些投资者都相信,只要扩大耕地面积,或者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非洲不仅可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甚至可以成为人类的粮仓。据不完全统计,许多外国机构已取得或者正在与非洲政府商谈的土地面积达5000万公顷,是英国国土面积的两倍以上,多数以长期租赁或购买的方式取得。


一时间,关于哪种方式能够更好地释放非洲大陆的农业发展潜力又一次成为热门话题:西欧、美国等传统农业出口国坚持大规模商业农业的模式,要求机械化和普遍使用化肥亦即推广所谓奥巴马模式;与此同时,另一派则主要来自非洲各国本土的力量,坚持认为应该投资小农户,因为他们的模式是更加尊重环境,以满足家庭粮食需要为出发点的生产模式。这一派还将大规模工业化农业视作小农户以及他们所依赖的土地和水源的威胁。汤普森教授在其为本书撰写的《农业发展与国际政策:非洲的21世纪替代方案》一文中指出,今天非洲农业发展的国际合作已成为国际公共政策问题,需要被广泛讨论,因为事关整个人类的未来。


按照达成共识的标准,2公顷以下土地的小农户(拥有2~4公顷土地的农户被视为中等农户),数量上占非洲总农户的90%,生产了80%的粮食。未来农业必定决定性地影响这个大陆的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方向,而小农户模式作为非洲农业生产体制的支柱形态,必须得到足够的政策重视和支持,以便为非洲快速增长的城市化提供更充分、更高品质的农产品和食品,同时通过提升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的品质使其进入全球市场价值链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提升非洲自身解决贫困化问题的能力。


当然,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机械化大农业正在积极推进对于非洲农业的投资趋势。虽然大公司模式有弊端,但大司确实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它们往往从上游到下游在很多领域、很多国家建成了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条,既分散了投资者的风险,又能快速地产生吸引力,特别是对于缺少生产资料的非洲小农户往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它们通过合同确实发挥了带动小农户技术提升和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效果。如果要引导更多小农户商业化的倾斜政策,还需要在制定国际政策时邀请这些非洲的小农户加入并全面地参与讨论,承认他们为全球粮食生产和人们更好地获取营养做的贡献,甚至承认保护本土知识培育出的新品种对于更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贡献——一显然,影响和转变认知需要很长的道路,并需要有足够的接地气的科学研究和政策公开讨论作为前提。


实际上,讨论大规模商业农场还是小农户的生产模式更优,并不切中问题的根本。非洲农业生产危机的根源主要来自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健全的农业生产体制、不恰当的农业政策以及欠缺执行能力。另外,当前随着孤立主义和民族经济保护主义在全球的回潮,关于非洲农业的讨论充斥了太多外来投资者“兼并土地”的话语,妨碍了非洲国家制定和实施适宜的农业政策、保护本国国民土地所有权和发展机会,并且妨碍了小农户模式和大商业农场模式互补性地为非洲国家农业发展做出贡献,既无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创造就业、减贫,也不能成为有利于促进非洲工业化到来的引擎。当然,殖民时代以前与土地的亲缘关系、沉重的被殖民的历史记忆以及独立以来扭曲的发展经历,都使得非洲人对于土地问题特别敏感,对外来公司的介入天然地怀有抵触和敌意。这也提醒未来或者当下已经在非洲从事农业国际合作的实践者们,必须特别注意土地的敏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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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农业的转型发展与南南合作

刘海方 宛如 刘均 柯文卿 主编

2018 12月出版


刘海方:北京大学非洲史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和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工作,作为访问学者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加拿大卡尔顿大学非洲研究院、荷兰海牙社会学研究院、南非中国研究中心工作。社会职务为: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国际关系、非洲发展、种族问题中非关系、南非、安哥拉国别研究(包括中国和安哥拉关系)、中国发展援助、中国海外新移民等。已出版中英文学术作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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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月出版


作者对津巴布韦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土地问题进行了全景式的评述,追溯了欧洲定居者是如何利用政府补贴和借助政府保护来应对黑人农民和外部市场的冲击,从而掠夺和耕种土地的。尽管本书对“快车道”土地改革及其后农业改革所存在一些缺陷进行了批评,但它也全面地再现了这些改革所产生的各种积极的成果。无论对于学者还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本书都绝对值得一读。


标签: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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