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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栖使团1:1941年春夏季的局势

随着美国在1940年后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日关系也随之成为中国政府最关切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此时的中国外交政策动向,就必须去了解中国领袖们如何去分析美日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努力去阻止这两个国家达成妥协。


1941年新春开始时,胡适对于未来充满乐观。他在110日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长篇大论的分析,检讨美国近期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他特别称赞罗斯福在耐心等待了三年半之后透露了他对侵略者的反感,而且新近赢得了总统大选才让他敢于透露充实军备的新政策。对于胡适而言,最明显的结论就是中国的“苦撑”终于得到了正面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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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胡刚/


但是胡适对世界大局的这种大而化之的分析,并不被其他重庆领袖认同。他们认为许多具体的偶发事件对世局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大趋势。事实证明,尽管美国的对日心态有所改变,但是它在1941年仍然不能向其他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因为它自身的军事实力仍然不足。因此,罗斯福不得不试图和日本进行谈判,希冀找到可以消弭双方冲突的方法,或是至少延迟冲突爆发的时间,以便加强自身的军备。毫无疑问,此时的日本人也在探索他们自己的方法去修补和美国的关系。


到了1941年中期,中国领袖们开始警惕有关美日和解的谣传。在夏季,当日本空军对重庆及其他重要城市恢复大规模轰炸时,中国领袖们愤怒地发现原来美国仍然在向日本输出大量汽油,供日本侵华飞机使用。换言之,罗斯福政策的“变”并没有改善中国抗战的环境。


更糟糕的是到了5月底,美国国务卿赫尔居然要求胡适向重庆传递一个试探,请问中国是否愿意和平解决中日争端。赫尔亲自向胡适透露,日本政府官员曾经表示愿意终止和中国作战,并逐渐从轴心国阵营退出,条件是美国必须减少对日本施加的压力。用不着说,这一切足以让中国担心,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可能将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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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

胡刚/绘


美国于1941年7月26日冻结了日本在美资产,并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从而打击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正常贸易。不过这些动作也只是部分地减少了中国的担忧。到了8月初,罗斯福又宣布全面禁止石油运往日本。由于美国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以支持中国抗战为主要目的,而是表达对日本在远东地区所施行政策的不满,因此中国领袖们也察觉到,这些摩擦将迫使美日双方都会去寻求根本解决方法,而不管结果如何都将会对中国的利益产生严重影响。证诸蒋介石这时候的心境,则他对英美的作为必定会保持高度警惕。在此可以摘录他日记中的几段话作为佐证。


他在5月写道:“美国始终想与倭寇妥协。白人皆视黄人为玩具,可痛。以美国对英之热忱,与其对华之比较,岂啻血浓于水而已。”


两个月后又单挑美国作为批评对象,他写道:“美国对我之不注重,较对法国犹不如也。此血浓于水之理,白人任何政治家皆必认同乎。”到了8月,更进一步写道:“近对英美行动态度,自私自利,不知我国抗战之困苦与牺牲之大,漫不在意,无论其对荷印与苏俄,则明白保证,不许倭寇侵犯,而独对我国则始终不提一语,而且所谓贷借案或合作,皆无一毫诚意,总之利用我之牺牲以谋其安全而已。思之愤慨。”


至9月初,蒋介石已经想到被出卖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无须过虑,因为“无论国家与个人,如不能自信自强,而未有不为人贱视卖弄者。我本非依赖他人之武力或感情,望其为我报复牺牲,而我惟自信道义与精神为武器,以主义自强为基础,而对各国之外交,不过乃为之势,以佐其外之声援而已。彼之卖与不卖于我无与也。”


而自救自立之道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提高警觉,所以说,“我之抗战自始即不存依赖外国之心,惟对各国与日本间之矛盾则充分利用而已”。此后几个月美日之间关系的发展正好让蒋介石把他自己的话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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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齐锡生

20189 / 118.0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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