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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获评2018年《经济观察报•书评》十大好书

201919日,《经济观察报·书评》2018年度好书榜发布,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获评十大好书。


颁奖词:


齐锡生先生关注1941年前的中国如何在外忧内患的环境下成功与美国结盟,最终以苦撑待变的姿态迎来抗战的胜利。这一段隐藏于档案文件背后的历史,关乎于抗战的胜利,还影响了日后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与今天的东亚格局,更为我们理解今天复杂的国际形势树立了一个源自历史的标杆,足以给将国家间关系扁平化地理解为弱国无外交的我们以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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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现场,来自《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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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杯图片,来自《经济观察报》



《经济观察报》20181214日以《抗战时期中美彼此如何过招?》为题刊发了对齐锡生先生的访谈。现摘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在近代中美外交史的领域,学者齐锡生先生的《剑拔弩张的盟友》是经典的不刊之作。它超越了往昔美国对华外交中的种种误区,历史现场中的中美关系不再是立场分明的标签,而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则是一桩充满了历史的偏见与利益交错的悲剧。

 

新书《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齐锡生关注的是《剑拔弩张的盟友》的前史,在(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件)这53个月中,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以在1937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而到了194112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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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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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经济观察报》):相对于之前的著作《剑拔弩张的盟友》,关于国民政府战时对美外交,《从舞台边缘到中央》有怎样的新的发现与侧重,又是怎样的原因促使您研究国民政府初期的对美外交?

 

齐锡生:1962年,我到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在论文研究之余,开始浏览一些美国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经典著作。其中有三种是最为权威并且产生重大影响:一个是美国战争部写的官方史,第二个是芭芭拉·塔奇曼写的《史迪威在美国和中国的经验》,第三个是我的老师邹谠写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读的时候简直大喜若狂,感觉颠覆了我传统的观念和原先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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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锡生,石石摄影


在博士论文研究工作上了轨道之后,我就继续向抗战时期外交的方面去阅读相关书籍与资料。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感觉是惋惜美国的学术著作虽然精彩,却只用了美国方面的档案,而没有用中国方面的档案。我当时对于美国方面的史论仍然是一股脑地信任,但是认为如果可以使用中国方面档案去补充,就会让史实叙述部分能够更精彩和全面,因为中美关系终究是一段双方共同参与的历史。

 

但是在我偱这条思路开始去看一些中国方面的档案之后不禁颇为吃惊,中美双方关于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竟然往往截然不同!我的第一感觉,还是不相信国民政府的资料,认为资料一定被做了手脚,而美国的学术著作当然诚实无虞。但是由于双方叙述的差别过于巨大,我只好直接地去参阅美国学术著作所引用的原始资料。

 

为此,我不但仔细审查美国学术著作中引用的资料,而且扩大范围去看美国其他来源的资料,比如说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文电通信和官方编纂的《美国外交史》等等。

 

岂知读完之后我发现,美国的官方叙述和学术著作也存在避重就轻的现象。感受深刻的就是,当时美国国务院推出了一套《白皮书》,是国务院重要档案的摘要汇编,我就着意地去看国务院的原始资料,发现国务院文档里面的资料同白皮书里面的资料也差别很大,不是文字的篡改,而是文字和文件取舍的片面性。

 

而国务院的资料和白宫的资料也存在重大差别。由此得知,不只是中文和英文的资料有差别,即便是关于中美战时外交研究的很多英文著作,也存在避重就轻,只引用对作者论点有利的资料的现象。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对资料的阅读就更仔细和谨慎了,决定又回头来看中文资料,比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和秦孝仪编的《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等等。

 

之前我一直认为,国民政府的档案存在刻意歪曲和篡改,所以当我看到中美双方的叙述差异如此之大时,我就去看台湾国史馆的原始档案。看了之后我就更相信最原始的史料和美国的表述不一样,但是因为我还是怀疑中国政府在史料中做了手脚,所以一直不太敢把我当时的研究成果出版成一本书。

 

到了2006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一个教授朋友突然告诉我,蒋介石的日记公布了。看到蒋介石日记的原本后,就让我有信心觉得,它没有经过别人的删改,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同时我也去看了史迪威、魏德迈、史汀生、陈纳德、马歇尔、罗斯福等人的资料,让我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我对于美国相关的档案已经基本掌握。对于中国的资料,我也将官方的叙述与原始史料彼此对照勘证,希望能够发现其中哪些部分被做了手脚。结果我发现,国民政府的历史叙述还是比较信得过的。而我这两本书就是我四十年间追逐与阅读史料和持续写作的结果。

 

我为什么要研究战时国民政府的外交?主要原因是在看资料的过程中发觉,美国的史论很多都被刻意做了装饰,这让我大吃一惊。即便美国的相关著作有着看似严谨的注脚和符合学术规范的格式,但是叙述部分经常以偏概全,特别是芭芭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她只运用了史迪威的英文档案,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史料。换句话说,塔奇曼几乎只是史迪威的传声筒,以史迪威的叙述和观点为圭臬,这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遇到这种现象之后,促使我但凡塔奇曼书中引用到的档案,就必须再去核实原件以求安心。

 

我之所以要写一本书,原动力並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想要还原战时中美外交的事实,能够同时去接受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的检验。这是我对学术著作的一个基本期望。

 

在写完《剑拔弩张的盟友》之后,我突然觉得偷袭珍珠港之后几天之内,美国政府就把中国列为世界上四大强国之一,这个决策一定有所本。我觉得从中日开战到美国对日宣战的53个月之间,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一定让美国政治领袖觉得,中国是一个值得培养的盟友。

 

由于这部分历史在英文学术界是空白,所以我就开始去搜求中文书籍,发觉对·七事变到珍珠港事变这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也很少有中文专书交代,最多都是一笔带过。因此我越来越觉得,这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有太多重要的演变需要说明。

 

就这样,我决定要把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做一个厘清。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蒋介石原本对美国並不那么关心。抗战爆发后他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国际联盟,然后是德国,其后是苏联。这都不符合我原先的认识。

 

我同时也设想,这本书应该写的不只是·七事变到袭击珍珠港之间中美发生的事情的叙述而已,而是应该要提升到中美关系史的大格局中间去处理。因为从大格局着眼,中美关系大概从1844年《望厦条约》开始就建立了,而中美在抗战时结盟则是两国之间第一次的如此深入地接触,更何况这还是美国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和一个非白人国家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并结盟。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段重要的关系不但要在中国近代史中交代清楚,而且美国也可以从这一段历史中进行反思。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跟一个非白人国家结盟,有怎样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就可以把这个经验推展到二战之后美国在与其他几个非白人国家结盟的历史之中。

 

如果中美双方都能够心平气和地吸取这段历史经验,则对处理将来的中美关系,就可能得到有益的历史的教训。这就是我写这本《舞台边缘到中央》的动机。我不只是希望把一堆历史事实考证清楚,更希望能对中美外交产生些许参考价值。我会希望两国政治家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可以和他们各自面对的现实问题产生一些连接感。

 

中国现在是一个努力崛起的大国,我们需要了解:在历史上中美彼此如何过招?如何揣摩对方的心理状态?怎么样把双方种族不同的微妙心理和隔阂,当做是棋盘中的一颗棋子?这是我比较希望能够做出的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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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锡生,李期耀摄影


问:在《从舞台边缘到中央》的结语,您讲到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系统的外交政策,最终促成了中美的结盟。系统的外交政策有哪些原则?

 

齐锡生:我并不认为国民政府战时对美外交政策是成功的。最明显的不成功例子,就是国民政府对武器的需求,远远大于美国最后给国民政府的武器,而美国对国民政府武器上的支持也远远小于苏联和德国给中国的武器。当时国民政府向美国要求的三样最重要的东西是:贷款、武器和国际支援,最后都没有得到满足。

 

一般情况都是中国要一斤,美国给了一两,所以不能够用成功两个字来夸耀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但是中国得到的这一两却非常辛苦。先是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羞于启齿向美国要援助。后面宋子文出任驻美特使,即便是是死缠活赖地要求援助,美国依然拖泥带水地尽量少给或是不给。

 

那么在中国得到微薄的援助期间,国民政府是否有系统性的外交政策呢?我的答复一大半是肯定的,因为在胡适还没有退居局外之前,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基本上是由胡适定调,蒋介石并不积极参与制定。等蒋介石受不了胡适而换宋子文去主持对美外交时,他通过和宋子文之间的电文来往,才衍生出具体的目标,比如需要多少只枪?多少门大炮?多少架飞机?宋子文就照蒋介石的清单向美国争取。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美外交的目标就开始明确化了。虽然就国民政府而言,需求是明确的,但是美国却百般刁难,很少满足中国的要求。比如,美国再三找茬,认为中国不需要坦克,理由是中国的道路桥梁不能承负坦克的重量和作战需要。但是,美国军方却避而不谈的是,日军在中国战场早已配备了几百辆坦克。

 

所以我在书里面说,中国提出了一笔又一笔系统的、目标明确的武器与贷款的申请书,却很少成功过。因为美国几乎是铁了心的不给,而且在美国联邦政府体系中,最重要的作战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一些人就是刻意刁难中国。

 

我在书里举的例子,罗斯福曾经向宋子文做出很多承诺,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最后都没有兑现。以致好几次都让罗斯福觉得脸面上罩不住而去要求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落实承诺,最后导致马歇尔反而更加迁怒于宋子文。这样复杂的三角关系,最后导致中美间的裂痕越来越难以弥合。

 

抗战时期有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罗斯福跟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他们之间虽然谈不上水乳交融,但还算比较融洽。但是美国战争部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却非常恶劣,糟糕到连罗斯福都要去警告战争部,要把蒋介石看作一个大国领袖,而不是非洲某个部落的小酋长。所以战时的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更有两个国家政府机构中不同的组织单位之间极为复杂的互动与博弈。

 

问:二战后美国把中国扶持为四大国之一,您觉得当时的美国是怎样的考虑?

 

齐锡生:美国把中国扶持成为四大国的这种言论最早源自美国。这种观点的立论是认为国民政府贪污腐败无能,而罗斯福受了蒋介石的蒙蔽才会与中国结盟,甚至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形下,贸然赋予中国以强国的地位。许多读者和学者对这种观点缺乏批判与反思能力,也就照单全收。

 

回顾历史,美国与中国结盟有两个原因。第一,美国在珍珠港被袭击之前,免不了有一种太久没有打仗的懒惰以及白种人的狂妄,以为日本只敢侵略中国,却绝对不敢挑战美国。我们如果看1940-1941年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人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认为日本人能够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向美国开战。

 

甚至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到一个月,美国依然认为日本不敢对美开战,因为美军自认为在东南亚的防务已经部署完成,日军开战不啻于自掘坟墓,所以美国军方高层在珍珠港袭击之前一直是非常掉以轻心。因此,当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英美军队在东南亚一败涂地之后,美国人从极度的自负,跌落到被日军打得体无完肤后的草木皆兵。

 

这种极端的心态落差导致美国十万火急地寻找盟友,而当时亚洲唯一还坚持抗战的国家就是中国。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心态之下,美国争取与中国结盟,完全是满足美国本身的需要。

 

第二,美国与中国结盟还有一层很现实的考虑:美国当时最担心的是日本从阿拉斯加袭击美国本土。所以史迪威的第一个战争任务是到阿拉斯加去组织当地的抵抗团。而1941-1942年能牵制日军的只有两个国家,第一是苏联,第二就是中国。当时的苏联已经为欧洲的战争焦头烂额,只有在中国战场上国军牵制了将近100万日军。如果当时的国民政府一旦对日妥协停战,则这一百万军队就立即可以用来进攻美国。

 

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著作,多年来的确一致持一个观点,认为四强的席位是美国施舍给中国的。但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美国的官方说法,而是来自于美国战争部的愤懑之词。第二,我们依然需要去反思,美国战争部的这种观点究竟是否正确?

 

史料显示,罗斯福本人从不曾怀疑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施舍一说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美国战争部与罗斯福的矛盾以及长期对中国的偏见而导致的。

 

我们必须记得,日本军部原本也曾经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三个月足以灭亡中国,却最终为这种傲慢自食苦果。有趣的是,美国战争部的这种军事专业性偏见却和日本军部不谋而合。

 

相对而言,罗斯福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是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亚洲的安全取决于中国抗日的决心,战后亚洲的安全与和平也将由中国负责维持。

 

美国战争部只看见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孱弱,却忽视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与毅力。因此当我们阅读美国的相关论述时,一定要追溯它的根源以及产生这种观点时的文化以及种族心理背景。

 

问:美国在二战之后,宣称反对秘密外交。但是战后蒋介石和宋子文全都认为美国用秘密外交的方式与苏联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为什么美国会自食其言,重新回到秘密外交的轨道上,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齐锡生:任何国家到了紧要关头时,行为都会自相矛盾。举一个例子,当美国和英国签署《大西洋宪章》号召欧洲国家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反对纳粹之后,蒋介石也希望罗斯福可以提倡签订一个《太平洋宪章》,内容照搬《大西洋宪章》,承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亚洲各地同样实现民族自决。

 

可是罗斯福并没有同意,因为罗斯福知道,英国在印度,荷兰在印尼,美国在菲律宾,法国在越南都有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战后的西方势力依然希望能够重返亚洲。所以美国在二战中面对欧洲与亚洲战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雅尔塔协定》之所以签订,必须要考虑当时历史的条件与限制。因为美国本希望中国能够收复华东和东北,然后进攻日本本土。但是豫湘桂会战的溃败之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印象急转直下,只能转而寄希望于苏联。

 

于是苏联答应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之内出兵东北,因此最后势必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满足苏联。到后来是美国政府内部的亲华友人出于道义,才把《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内容在私下透露给中方。

 

所以对美国来讲,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是美国外交的一贯原则。而蒋介石把罗斯福当成自由世界的领袖,希望美国对于战后格局的考虑能处于道德和道义的高度,最终却不得不大失所望。这是当时政治领袖的幼稚,也是弱国外交的无奈。

 

(访谈记者朱天元。感谢《经济观察报》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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