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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荐书 | 《简朴的哲学》——你无法停止追求的脚步,但可以给欲望加上尺度

我们应该把节俭当作一种道德德行吗?几乎所有我熟悉的重要哲学家都认为应该。但道理是什么呢?

——埃默里斯·韦斯特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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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sdom of Frugality: Why Less Is More - More or Less

[美] 埃默里斯•韦斯特科特(Emrys Westacott/著 叶品岑/译


对许多人而言,工作(赚钱糊口必须做的事)和休闲活动(因为使人感到满足而自愿选择做的事)之间的对立,一直相当鲜明,至今依然如此。但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两者之间的对比相较于过去,已经变得不那么尖锐,特别是在富裕的社会里。很显然是因为在富裕社会里,工作条件有所改善,工时缩减,工作本身因为需要技术,所以做起来有趣又愉快。因此,尽管省吃俭用无疑能使人不被赚取生活必需的轭套所钳制,而且几乎人人都为无须工作维生的生活感到心动,但成为有闲阶级以及与有闲阶级同乐的理想,已不再是社会主打的美梦。这个美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把工作时间花在令人满足的休闲活动这样的理想给取代,亦即人们拿薪水做自己享受的事。毕业典礼上的致词者从不曾建议毕业生“踏进职场,设法找个能快速致富的工作,然后退休”。毕业典礼上传达的信息向来都是,“追求热情,改变世界”。今天,许多人认为最幸运的人,不是可观财富的继承者或彩票得主,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并为其热情奉献毕生之力的人:科学家、艺术家、学者、工匠、创业家、老师、表演者、技工,或是服务提供者——所有乐在工作的人。狄波顿和其他人或许认为把工作当作成就感主要来源的理想,是个不切实际且粉饰太平的迷思,不过是改版更新的敬业工作伦理,通过宣传使工人把锁链的当啷声,当成悦耳的音乐。但那样的立场不太站得住脚。认为大多数宣称对工作还算满意的人是虚假意识的受害者,这样的假设不是非常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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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节俭生活能减少必需的工作并增加闲暇时间的基本论点,依旧于理有据。从满足于这般生活之人的角度看来,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好几年,只为了能负担得起看起来有一点钱的奢华消费——第二栋房子、昂贵的外卖、异国假期等——简直令人费解。困惑是理所当然的。夜以继日地买卖衍生性金融商品,只为了在已经有几千万存款的户头多添一百万,究竟意义何在?华尔街前对冲基金交易员山姆·弗克辞去工作,成立一个致力于帮助穷人的非营利组织。他认为那些人是“财富上瘾者”,他们的强迫行为、扭曲看法,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我欺骗,和我们在药物或食物成瘾者身上看到的情况类似。

然而,这个基本论点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体通常对工作的努力程度没有太多选择。很多人光是为了平衡收支或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工作,就往往被迫要比理想中更卖力工作,而且工时也比他们期待的更长。节俭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当工资过低,即便做两份工也不一定能支付还过得去的现代生活所需的基本费用。诚如芭芭拉·艾伦瑞克在《我在底层的生活》所记录的,有时贫穷使人更难节省生活开销。举例来说,没钱预先支付整个月房租的人,可能被迫住在汽车旅馆,导致住宿费比起去租一间公寓还要更高。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在21世纪的工业化社会,工作对许多人而言不再是像亚里士多德时代或马克思时代那样的诅咒。当然,世上仍有数百万人为五斗米折腰,对他们而言,工作和闲暇的对立始终是绝对的。可是也有数百万人并非像匮乏的农民般挣扎度日,或在阴暗邪恶的磨坊工作,或像奴隶般卖命劳动,这些人如今在尚称怡人的条件下,从事有几分意义、薪水还过得去的工作,而且工作还能提供不少薪水以外的重要福利——友谊、社会参与、日行常规和自尊——大大地补偿了闲暇时间的丧失。(家务劳动也不像过去小孩很多、器具很少,又没有帮忙洗碗的老公时那样繁重。)此外,满腔热情地沉浸在充满使命感的工作中那样美好的生活观念大受欢迎。这不是什么新观念,而且一直以来总有少数幸运儿的生活符合这一描述。

芭芭拉·艾伦瑞克举了佛罗里达州的例子,说明一间小木屋的月租是五百美元,但她卧底报道的对象即使有两份收入,扣掉其他生活费仍无法负担一个月的租金和一个月的押金,迫不得已只好去租每周两百五十美元的廉价旅馆,结果一个月下来的租金反而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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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令人满足的工作这一美梦,对平民百姓而言不再像过去那样遥不可及。

主张简约生活是通往幸福最可靠的道路,显然是以特定的幸福概念为基础。这个概念的核心想法是,幸福只须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欲望,起码多数节俭智者是如此认为。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以及受他们影响的许多哲学流派皆持此观点。诚如伊壁鸠鲁所言:“感谢神圣的自然,因为她使生活必需品容易取得,不容易取得的东西无关紧要。”塞内卡接受了这个论述。当他要被流放到科西嘉岛时,他写信安慰母亲道:“自然期许幸福无须任何外在装备;每个人都有能力让自己开心。”在狱中等待行刑时的波爱修斯写道:

倘若只想满足需求——自然对人的期许仅仅如此——那就无须寻求过分的财富。自然很容易满足:如果试图将多余的外物加诸自然的充分需求之上,你的慷慨将变得令人厌恶,甚至有害。

一千两百年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提到了此观点。诚如他独具魅力的文字所言:“当我享受着四季的陪伴时,没有任何事情能使生活成为我的负担。”确实,别的不说,梭罗的生活实验,是在存在主义的层面上,示范什么是令人满足之生活的基本必需品(basic necessities)。但要说到谁最能够表现伊壁鸠鲁教诲的核心,或许就是20 世纪迪士尼的影片《森林王子》中的哲学家巴鲁,他在剧中讴歌“古老的大自然之母”提供了“简单的最低限度必需品”。美满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什么,这无疑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举例来说,珍·卡萨兹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纳入了幸福、道德、自主和知识,全都是伊壁鸠鲁与斯多葛学派会赞同的,她还把个性表现,以及个人开发或发展算进来(这似乎是比较现代的价值),可是没有纳入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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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在单纯感到乐和过着心满意足或充实生活之间做个区隔,但这么做将使我们太过偏离主题,因为古人并没有这样的区别。只要满足基本需求就能得到快乐的命题非常吸引人。然而,尽管我们对伊壁鸠鲁及其他哲人的至理名言点头如捣蒜,在现代化世界的我们,大多过着仿佛不同意其主张的生活,最起码我们似乎将基本需求的《森林王子》改编自吉卜林的小说《丛林奇谈》,巴鲁是一头棕熊,他是野狼养大的人类小孩毛克利的精神导师。作者此处指的是1967 年上映的卡通版。迪士尼在2016 年又重拍了《丛林奇谈》,这次是实景拍摄加上电脑动画,中文片名翻成《奇幻森林》。

概念大幅扩充了。伊壁鸠鲁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所提出的论点,建立在对人类的需求与欲望的描述之上。这些描述相当细致,值得一探。

伊壁鸠鲁表示,人类的自然预设状态是愉快的。痛苦来自预设状态受到扰乱。因此愉悦地生活,总的来说就是没有身体上的疼痛,以及精神或情绪上的困扰。通往这种生活的关键首重排除庸人自扰的各种焦虑,像是恐惧死亡,再则是排除愚蠢的欲望,意指那些即使被满足也不会使我们更快乐的欲望。

伊壁鸠鲁接着区分了自然的欲望(对食物的欲望)和非自然的欲望(希望能够树立表扬个人的雕像)。不过这样的区别很可疑。既然欲望源于自然生物体内,怎么会有任何欲望是非自然的呢?去想象对荣耀的渴望是出于自然因素,特别是在达尔文(提出适者生存理论)之后:英雄很性感,因此他们往往在性方面比较活跃,孕育比较多的婴儿。伊壁鸠鲁使用

“自然的”和“非自然的”问题出在,这两个字眼似乎是用来描述,但又具有评价的功能:自然比非自然好是预设的事实。做出这个可疑的区隔后,他接着提出一个更可疑的主张:“自然的一切容易取得,多余的难以取得。”这个陈述乍看显然是错误的。数百万饥荒、战争、疾病、天灾或政治压迫的受害者,可不会认为获取粮食、庇护或人身安全等是容易的。另外,在生产、购买并将大量物品储存在地下室而后丢弃的社会里,任何人都能轻易积聚无限的多余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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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对自然与非自然欲望的区别,最好暂时摆在一边。他对必需的与非必需的欲望划下的界线,比较合乎情理且有意义。倘若未得到满足就会导致某种痛苦,那就是必需的欲望。他指出必需的欲望包括对生命本身不可或缺的欲望(像是逃离危险的欲望), 对身体舒适必需的欲望(像是不受风吹雨打的欲望), 以及构成幸福的欲望(像是对友谊的欲望)。一切与上述无关的欲望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伊壁鸠鲁并不鄙视或否认非必需的欲望,诸如品尝没见过的食物或听音乐等。满足这些欲望可以丰富欢愉,而多样化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事实上,最早的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每个月的20日在花园举办盛宴,显示他们并未自我局限于最低限度的必需品。伊壁鸠鲁只是嘱咐世人要认清,通过满足非必需的欲望而得到的愉悦是可有可无的。没有那些愉悦,我们一样快乐,我们应该避免因渴望那样的愉悦而被耗尽精力或控制。

此处的重点是控制欲望,这是伊壁鸠鲁从柏拉图那儿承袭来的。不幸褔是过度追求满足非必需的欲望的后果,特别是当这种欲望变得无从满足时。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为“不容易满足的人,永远不会满足”。欲望究竟如何、为何变得无法满足,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金钱与好的生活》中,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与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假定,总是想要更多这样的倾向根植于人性,因为不停地拿自己与别人相比是很自然的行为,而且我们会拿各种渴望的目标来做比较——譬如财富、收入、权力或荣誉。这种倾向在前现代社会受到宗教和传统习俗的约束,宗教和传统习俗所提供的美好生活概念,为一个人的欲望设定合理上限。但史纪德斯基父子论称,资本主义“使我们的固有倾向恶化成贪得无厌,因为资本主义把欲望从过去的习俗与宗教的禁锢中释放出来”。 资本主义的手段很多:打广告;鼓励每个人(不单单锁定富人)通过购物竞逐社会地位;推动赞赏持续力争上游的意识形态;以及将经济“货币化”——也就是把万事万物的价值转化为产值或售价——这个转变助长了人们为贪财而贪财。贪得无厌在越是富有的人身上越为明显,像是各大企业CEO、公司的副总裁,以及高级金融的交易员。这些人不需要更多钱,但对他们而言,薪水和红利奖金能显示其地位和受重视的程度。诚如他们当中某人所言,金钱“只是一种计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的两千年前就观察到,比起其他欲望,对钱的欲望最容易变得贪得无厌。


(节选自《简朴的哲学:为什么少就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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