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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荐书 | 《全球价值链与工业发展:来自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经验》——谁是电子行业的“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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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中国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吸引了大批电子科技巨头来华建厂,近几年,随着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很多电子企业将工厂迁到印度、越南等国家,未来谁将是电子行业的“世界工厂”?


中国:喜忧参半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子行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长,当时主要集中在广东和江苏两省,特别是来件组装和贴牌生产领域。


2000年后,电子行业的重要性增加,例如,3C产品出口额从2000年的 280亿美元增加到 2014年的 4050亿美元。


3C产品的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2007年占比为 83%)。出口商中大多数是国内私营企业,但如果按价值加权,出口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国有企业在2000年占 46%,但到了2007年占比已降至 10%以下,这与国有企业转型改革及私营部门蓬勃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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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在国内消费中占比最大,而电脑在出口中占比最大。其他消费电子产品(主要是电视机)在出口和国内销售中的占比都大约是 17%。


从数量上看, 2015年在中国销售的 3C商品(不包括电子游戏)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国产品牌。在全球范围内,2015年中国品牌手机占全球手机销售数量的 21%(2007年为 1%),中国品牌电视机的销售数量占比也达 21%(2007年为11%)。


这说明,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就跃升至龙头企业的地位。


但是,如果有价值的数据,按价值计算,上述比例可能会小一些。在其他产品市场上,中国品牌的知名度有限。升级的另一个指标,是国内商业服务提供者在 21世纪的贡献增加。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已建立自有品牌知名度的中国企业,通常先担当港资或台资企业的供应商,或与它们合资经营,以获得资本、技术和市场准入。


其他企业通过收购建立了品牌知名度。例如,2003年,京东方(一家由北京市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收购了韩国老牌液晶屏制造商 Hydis。


第三种选择是与知名品牌所有者密切合作。例如,2004年, TCL与阿尔卡特成立合资公司,使其能获得许可,以知名品牌生产手机,且2008年TCL成为三星电视机的第一家海外合同制造商。最近的趋势是,志在升级的企业招募了来自知名外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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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被视为是成功的,但由于缺乏技术升级,结果是喜忧参半。


虽然半导体企业从2000年的172家增加到 2011年的 492家,从业人数从74004人增加到 293023人,但生产活动主要是低增加值的出口加工。


由于 3C生产商快速发展,对先进芯片的需求增加,国内企业的供应量不足国内市场需求的 1/5,集成电路的贸易逆差增加。 Ernst( 2015)发现,2013年,中国国内半导体消费额为1450亿美元,而中国企业的供货额只占其中的 8%;2012年,中国的半导体进口额为232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石油的进口额( 2210亿美元)。


印度: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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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不是主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国。


2015年,印度电子产品的出口额为 35亿美元,其中 53%为最终产品, 25%为子组件, 22%为零部件。


在电子行业的任何子类别中,印度都不是世界十大出口国之一。


美国和阿联酋(UAE)是印度电子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但是每年的份额有所不同。例如, 2011年,17%的出口流向阿联酋, 10%流向美国; 2015年, 24%流向美国, 18%流向阿联酋。


印度国内生产主要针对国内市场。三星等主要的龙头企业,以及“电子制造服务”(EMS)企业(如富士康、新美亚、伟创力和捷普集团),在印度有子公司。


电子组件的生产较弱,大多数电子组件都根据《信息技术协议》免税进口。然而,印度的设计较强,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和电路板设计的全球中心;全球排名前23位的半导体生产商都在印度设有研发和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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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电子行业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独特的地位。


尽管印度的制造规模很小,但在集成电路设计方面有重要影响力,大多数知名跨国公司都在印度设有办事处。设计和制造之间的这种分工并不常见,但并不完全出人意料,因为设计和制造所需的技能组合不同,而且设计作为一种电子服务活动,可以由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地点完成。


从升级的角度来看,通过参与设计,印度处于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高级阶段,但设计活动是在外国跨国公司的分公司进行的,对印度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很小。


为了在电子行业创造就业机会和减少进口,印度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2012年国家电子行业政策》中针对资本支出的一系列补贴,以及免税政策和基础设施支出,总预算为 50亿美元。


印度在电子行业有成功的出口商,但它们的表现和命运非常独特,它们的经验不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印度摩索贝尔公司成立于1983年,并在 1988年进入数据存储行业。到2005年,它成为世界第二大光盘制造商,成功地完成了从软盘到 DVD光盘的技术转型,成为电子行业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在转向闪存驱动器技术方面,它不如来自中国台湾的竞争对手敏捷。2006年后,该公司进行多元化生产,进军光伏电池、家庭娱乐和LED照明领域,从此不再是电子行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


越南:后来者能否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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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或东南亚邻国相比,越南是全球价值链的后来者。


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越南的电子行业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并由跨国公司的分厂主导。


松下和 LG利用老旧的生产设施制造消费电器,主要面向越南的国内市场,但电子行业中几乎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始于2007年之后。2013年,外资企业的出口占越南电子产品出口的97%。电子产品出口额从 2007年的 30亿美元增加到 2015年的500亿美元。


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是三星,2008年至2016年的投资额为 113亿美元;全球的三星手机有 1/3是在越南组装的,而北宁省的工厂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工厂。


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诺基亚将其智能手机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而在中国台湾的富智康集团有限公司(FIH)收购诺基亚和微软工厂之前,越南是微软的第二大雇佣基地。


2010年,英特尔将其业务从菲律宾迁至越南,现在是越南最大的美国投资者,资产价值 10亿美元。


佳能拥有 3家打印机工厂,包括位于桂武工业区的全球最大的激光打印机生产厂和位于仙山工业区的最大的喷墨打印机生产厂。


2013年,LG电子承诺 10年内向位于海防市的出口型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厂投资 15亿美元,使越南成为LG在东盟最大的生产基地;从工资成本和邻近中国供应商的角度看,LG的区位决策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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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电子的大部分投入品都是进口的,而从越南当地采购的投入品主要来自外资企业,越南国内供应商则提供低增加值的服务,如包装或印刷。三星依赖韩国的供应商,它们跟随三星前往越南,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生产投入品。


三星在越南的67家一级供应商中,只有4家是越南企业,而且都是包装商;在其余供应商中,有 53家韩国企业、7家日本企业,还有3家分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英国的企业。


跨国工厂与国内企业之间缺乏联系限制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收益。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是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固有的特征,还是越南特有的现象——因为缺少符合要求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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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技能短缺,三星于2012年在东南亚建立了旗下最大的研发机构。它已向河内科技大学提供250万美元的助学金和奖学金,并为邮电科技学院提供 140万美元的奖学金和实验室设备。


英特尔公司为73名越南学生投资700万美元,帮助他们在波特兰州立大学攻读学士学位,并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胡志明分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培训工程师和管理人员。


三星在越南的手机生产是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特例,它在短时间内为一个国家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和其他福利。同时,它也说明了,除了对半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有直接影响外,东道国很难再获得别的收益。


三星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招募越南本地的供应商,但很快发现本地企业在规模、成本、交付和质量方面没有合适的能力。贡献了越南出口近 1/5份额的企业与潜在本地供应商之间的规模差距,也许是问题的根源。


三星不愿在一种组件上与 100家供应商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本地供应商的合理进入途径是,作为一级或二级供应商的分包商,而不是直接与龙头企业接洽。


参考文献:


Ernst, D., 2015. From Catching Up to Forging Ahead: China’s Policies for Semiconductors. Honolulu: East-West Centre.

Frederick, Stacey (2018):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arel and Electronics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India Country Case.

Frederick, Stacey, Heiwai Tang and Yinan Qi (2018):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arel and Electronics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China Country Case.

Kong, X. X., Zhang, M. and Ramu, S.C., 2015.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Global Value Chains. ERIA Discussion Paper DP-2015-15. Jakart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Tong, Yee Siong and Adnan Seric (2018): Policies for Strengthening Linkages and Spillover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essons from Samsung Mobile Phone Production in Vietnam.

Zhang M., Kong, X. X. and Ramu, S. C., 201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in China.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22(1), pp. 86-109. 


本文摘编自《全球价值链与工业发展:来自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经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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