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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荐书 | 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粮食危机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感谢“抗日战争研究”公号授权转载 





内容提要

1940年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开始严峻,位于大后方核心区域的成都,其粮食危机表现为粮价飞涨的米荒和饥民抢粮的米潮交替出现。1940年春季成都米价的上涨由通货膨胀、粮食歉收、囤积居奇等多方面因素所致,进而引发了3月14日成都饥民打砸仓栈、哄抢存米的群体性事件。国民党四川当局通过封仓平籴的手段暂时平息了此波风潮,却未深究原因,将其简单误判为中共地下党所为。随后的两个月间,新成立的物价平准处在打击囤积居奇方面后继乏力,未能遏止住米价;平价销售食米的工作既缺存米又乏资金,且弊案不断。米价再度滑向失控。当年成都初夏高温少雨的天气,进一步催化了米价的涨势,刺激了民众酝酿已久的过激情绪。成都城厢内外继发割口袋、阻关、冲击米市的第二波抢米风潮,导致了社会动荡。米荒和米潮的波浪式发展,意味着成都粮食危机的迅速加深。而国民政府在处置过程中的疏漏和失误,反映出其统治逻辑和应对能力中的问题。


关键词

米荒;米潮;成都抢米;封仓;平籴


蒋介石在1941年1月12日评论1940年形势时,对抗战形势“最危急动荡之境地”颇多感慨。他回忆道:“尤其在五、六月之间,宜昌初失,英、法惨败之时,久旱不雨,物价飞涨,滇越及滇缅两路交通断绝封锁,敌机每日狂炸重庆与各地,敌情进逼,人必惶急,谣诼蜂起,甚至一夕数惊,各地抢米风潮迭起,粮价暴腾,所谓不畏敌机狂炸之威胁,而独患粮价暴涨之恐慌。当此之时,环境险恶,空气紧张,此任何时期尤为危殆。”[1]蒋介石回忆中的粮价暴腾和抢米风潮,准确地描述了此一时段由粮食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


不少学者已关注到这场始于1940年的后方粮食危机,对其成因、影响和国民政府的因应进行了讨论。[2]不过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对于粮食危机与社会动荡的关系,尤其对粮食危机的重要表征——抢米风潮多是一笔带过。而就此一时段的抢米风潮而论,学界的注意力仍放在1940年3月14日发生在成都的第一次抢米事件,并着力于探究此次事件所诱发的“反共”摩擦。[3]数月后发生在同一地域的后一波抢米,尚在学者的视野之外。


稍加反思不难发现,以“整体”的眼光看待战时后方的粮食危机,循着历史本来的理路,将米荒与米潮结合起来考察或许更为妥当。研究米荒,不可以只关注粮价和政府的因应,而忽视其与米潮之间的逻辑联系;关于米潮的考察,也应将其视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加以讨论的同时,充分思考其经济方面的肇因。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奥村哲做出了很好的范例,他敏锐地发现战时后方社会粮食保管、运输中的饥民抢粮现象,但奥村将考察的时段放在1943年,并暗示此种行为发生在1941年夏田赋征实之后,显然大可商榷。[4]


粮食危机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学术积淀深厚。[5]本文在相关论著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拟以1940年成都发生的米荒和米潮为线索,重构战时后方粮食危机从萌芽到爆发的过程,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940年米荒的实质是什么,第一波抢米风潮是怎么发生的,国民党四川当局如何平息事态,之后进一步的举措是否平抑了米价,数月后抢米风潮缘何复起,与前次风潮有何异同?传统上,成都常常被视为地方,但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成都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央。成都的脉动,事实上常常反映并影响着全局的走向。因而本文虽聚焦于成都平原,但着眼的却是战时国民政府的统治逻辑和应对能力。这些问题与抗日战争的成败、国民党政权的兴亡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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