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当代欧美史学——自1980年以来》
当代欧美史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深刻的范式转变和方法论创新，呈现多元化、跨学科化和批判性反思的特点。《当代欧美史学——自1980年以来》写出了西方各国近年来史学发展的“去中心化、多元化、批判化”的特征，方便国内学界了解近年西方史学的发展概括，从而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方法论和思想性的借鉴。
总序
当代历史学发展的若干趋势——兼论“史学革命”
陈启能
当代，即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初。在这段时间，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结构和方法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迅速变化的总的心智语境中，当代历史学发生了重大的调整。“文化的转向”“实用的转向”“空间转向”“目视的转向”等“转向”给历史学打开了新的前景：出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涌现了大量的新史料，发现了许多分析传统史料的新方法和有效解读信息的新手段。这些变化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使史学家可以把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史学形势称为“史学革命”，以示史学变化之大，并力图揭示其根本性质。
最早提出“史学革命”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哈梅罗。他认为史学革命的重要原因是史学的传统方法论已不适应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其结果是历史这门学科失去了社会的信任。因此,“许多史学家突然跳到社会科学中去”，迫使史学“爬出它自己的老巢”，结果是“历史学的革命，规模比它在2000多年前产生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
另一位美国史学家凯门也承认,“在方法论意识中的革命自然是发生了”。例如，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的认识论问题特别感兴趣，承认史学方法论是特有的学科。他进一步指出这种革命的实质：“史学家们越来越从描述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经济的、宪法的和文化的事件和过程的传统叙事，转向过去曾是社会科学学者禁区的各种问题。他们开始发展分支专业和分支学科，或许可以形成历史统计学、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心理学或心理史学。”
一般来说，在俄罗斯史学文选中“史学革命”概念流行得并不那么广泛，常被作为分析当代史学发展状态的出发点。由于俄罗斯史学发展迅猛，它的进程带有不稳定的、多方向的性质。因此，任何企图翔实地定义“史学革命”概念的尝试，总体上都不可能不是相对的，只反映它自己出现的时间。
在俄国学者中，最先提出“史学革命”这一概念的是巴尔格。他指出当代蓬勃发展的史学正在急于改变研究对象的结构，经受着研究工具的急剧变化并敏感地反映科学体系的进步：“我们不是夸大其词，如果把现在发生在历史学科学工具库中的变化称为史学革命的话。”从巴尔格的全文来看，他这里说的史学革命实质上指的是方法论革命。
关于西方的“史学革命”，俄罗斯学者В.М.穆契尼克和И.Ю.尼古拉耶娃认为，1970～1990年西方主要的历史思想是“片面的中心主义”。他们强调：“当今的史学革命是在文化人类学化的旗号下进行的，在我们看来是西方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变形之一。这里很适合用巴赫金的术语来描述，这个变形的实质是丢弃文化优势思想的‘ 垄断地位'，是形成新的文化风格，对话的、复调音乐的风格。”
总起来说，史家们使用“史学革命”这个概念，显然是为了表达历史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加之史学家的积极努力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新的经典的）完整模式的出现。这些模式是建立在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相互补充的基础上的，是努力超越宏观史与微观史、结构与事件、理性与非理性相对立的二元思维的，是尽力扩大“史学家领地”的。
“史学革命”的特征之一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一般说来,“史学革命”对于研究重点的变化并不总是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往往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对于后现代主义也是这样：不管研究重点的改变如何巨大，但这种改变不是绝对的，它与学科的过去是有一定的继承的。当时史学界的情况正是这样。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似乎宣告了一个史学新时代的到来，但它的“挑战”不被史学界接受，因为它的极端的表达意味着完全否定历史认识的客观基础，以及与观察者无关的历史活动。
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它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它反对历史学关于历史认识对象的概念，即不是某种外在于认识主体的东西，而是由语言的和话语的实践建构成的。语言被看成能构成意义的因素，可以决定思维和行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历史文词的“文学性”，体裁的选择，情节的构建，修辞方法和文体的应用，象征手段、形象和隐喻的使用。由此历史学一方面就等同于文学，在评价历史文词时突出的是美学标准；但另一方面，历史学又被等同于意识形态。它对客观性标准问题和研究人员对自己的创作活动的控制手段问题有了新的说法。历史学家被要求精心阅读文本，读出隐藏在其中的东西并给予解密。
“史学革命”的另一特征是语境方法。历史知识发展中的乐观主义引起了对语境方法的高度重视，虽然在史学的不同领域重视程度不一，形式也相异，但是总的来说都指向从因果解释转向语境解释。广为流传的看法是历史语境是一种情势，它不仅为任何活动提供社会条件，而且提供具体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要求在有关的活动中解决。但应指出的是,“普遍的语境化”对历史学家的想象产生了必要的限制，虽然有利于分析社会状况，却不利于解释社会—历史动态。在当代社会文化史广泛的范围内，除了众多分析类型、形式、跨文化互动等方面的著作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对个人和集体的同一性、历史与记忆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现今正在吸引所有社会人文学科研究者的注意，并为未来考虑更为周到的方法论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方便的平台。
在强调语境对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不能予以夸大。对历史学发展产生影响的，除了语境外，还有别的东西，如客观存在的事件。历史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必然会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历史学的发展变化。但要看到的是，片面地强调这种外来的对历史思维的影响的话，那也是错误的。历史不是时代的职能。历史学与任何科学一样，是由其内部的规律，自己的逻辑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它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复杂作用的产物，其基础是历史知识发展的内部逻辑。
“史学革命”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激发历史学家的理论兴趣。一般说来，众多历史学家对从事理论研究兴趣不大。梅吉尔曾指出：“理论与历史的冲突……是因为没有处于具体语境里的概括化的理论……而同时历史学家力图做的是描述、解说和阐释历史语境，或它们的总和，并不想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理论见解。”既然没有构建理论的目的，历史学家在理论研究中自然不会提出这样的任务。梅吉尔提出理论可在历史工作中起到四点作用：认识论的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思辨的作用和思考研究结果的作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项，即历史认识论，它决定了历史认知的基本原则。正是在历史认识论这个历史工作的重要方面，当代历史学家积极参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对史学实践的兴趣和理论论证在其研究和表述两个方面都在增长。
21世纪初以来，在世界史学中出现了大量的讨论理论问题的著作。一般来说，它们不是讨论历史过程理论或在史学中应用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而是讨论“历史理论”，讨论历史知识理论。这也与“史学革命”有关。因为它巩固了历史学的跨学科性，其表现之一是出现了新的人文学科，如理论史学。广义的理论史学包括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交叉的所有领域，如历史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宏观社会学、微观系统分析、社会文化学等；而狭义的理论史学是同时属于这两种类型的学科之一。理论史学的构建为历史学的跨学科综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来自史学和社会学的中间环节。史学会利用不同社会科学的解释性的方法和理论，并以来自经典传统经验史学的事实资料为基础。
然而，也应指出，在21世纪初，有一些历史学家出现了反复，他们否认理论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影响主流。多数历史学家感到了“理论的欠缺”，这促使不同国家的学者去创建“中层理论”，作为历史活动的理论。这种理论超越了历史经验，并对历史学的各种概念做了论证，同时又拒绝讨论历史的意义和方向、历史过程的普遍规律等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理论的排斥”，而是历史学理论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此时理论知识已经构成了当代史学实践必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历史学方法论综合问题本身就是理论问题。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对研究战略所进行的挑选和运用，是在中层理论的运作范围内和它的范畴基础上实现的。
关于“史学革命”，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史学革命”这个术语虽然在这里讲了许多，但是实际上它只在西方发达国家才有所应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很少将之用于自身史学的发展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个概念本身。它的出现无非是要表明历史学在20世纪、21世纪之交以后有了迅猛的发展和质的变化。这些是应该了解和加以研究的。
新书速递
当代欧美史学：自1980年以来
姜芃 主编
2025年2月出版 / 定价98.00元
ISBN 978-7-5228-4072-7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成果之一，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全书分五章。第一章概述了欧洲联合观念的萌芽和发展，以及由此衍生的欧洲史写作；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史学发展的新动向，综述了各国史学研究新成果，包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史学理论、发掘新的研究视角。本书有助于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概况，进而借鉴其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助力国内史学研究推陈出新。
主编简介
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加拿大史、西方史学理论。主编“寻找加拿大丛书”，参与撰写《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第 5 卷）、《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世界历史（第3册）：世界史研究的视角和模式》等多种著作，在《史学理论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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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思莹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