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都刘平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为指导教师。他参与了我主持的《录鬼簿及续编校订笺释》的写作，贡献甚多。近日，他将多年写作的元曲家考实的文章结集成册，邀我作序，置诸卷端。我虽年逾九秩，艰于成文，却义不容辞。

刘平为人厚实，治学踏实，多年专心搜集元代曲作家生平的历史文献，遍览近世学人研究论著，我让他参加《录鬼簿》的校释，先汇辑元曲家生平的文献资料，随之作校释之初稿，我再斟酌修订。有赖刘平识见多，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我记忆最深的一例是关于元前期一位杂剧作家姓字的考证：《录鬼簿》初稿本著录“孙仲章”，增订本依之，附注“或云李仲章”，天一阁增续本改作“李仲章”。刘平从《山右石刻丛编》中查出《（元）脱脱禾孙李公孝思之碑》文，碑主为李英，“脱脱禾孙”是蒙古边区驿站负责盘查的官员的汉字译音。碑文叙及碑主李英父李仲璋的仕历，卒后赠其子脱脱禾孙职名。《录鬼簿》三本著录不同，显然是由不识“脱脱禾孙”为蒙古语的汉字译音，误将“孙”字与前三字断开所造成的，辨明其姓字，也获知了曲家李仲璋的生平大略。再一例是关于曲家赵天锡，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考出其为河南王不怜吉歹的门下士。刘平又揭出赵天锡最后是随不怜吉歹之子童童在浙江做地方官，并由之关注到童童的出身、居官的豪奢情况，这便可以窥知赵天锡作历史题材的杂剧的现实底蕴了。

老眼昏花，勉强看过刘平这本文稿，显然也是长年积累的新成果，具体说来，就是扩大、增详了对许多位曲家的生平事迹的稽考。特别有意义的是被姚燧识拔官至翰林待制的刘时中，当初合作《录鬼簿及续编校订笺释》时，刘平已征引较多的文献，由于我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未作改动，成为散曲家笺释文字较多的一家。刘平新考，更依时序，逐次叙出刘时中初见识于喜作曲的姚燧为吏，随姚燧入江西，又见识于大曲家卢挚入品，后被姚燧推举入官入朝的历史轨迹，文才吏能固然为本，能作曲也是受赏识的媒介。刘平没有稽考的马致远，早年入大都游于权贵大曲家卢挚门下，由于擅作曲而见识，后卢挚出为浙西地方政要，马致远随之南下，被推举入官。刘平考及的曹南儒士李时中，在大都曾与马致远、教坊李二合作杂剧《黄粱梦》，也应是随卢挚南下举为儒学教授、浙江省台掾的。这种现象表明原生民间的曲体文学，已为上层文士接受，他们乐于阅读和写作，不只是偶尔染指了。

刘平这本书稽考的大都是声名不太显的散曲作家，因此也大都是近世学人缺考和稽考不详的曲家，都考述得甚是周详，足以见其全人，无疑是多年专注元曲家生平事迹文献的成果，非一时之功。刘时中特幸，得遇享有文宗之誉的显宦姚燧，入仕后与大曲家卢挚、马致远和文学名公虞集、袁桷、马祖常等都有交集，又涉嫌著名散套《上高监司》创作权问题，散曲史中必定要著录论及。刘平对刘时中生平事迹稽考甚详，也显示出当时文苑的实况，传统诗文仍居严正主位，曲体（由词牌融合转化的曲牌）文学散曲也矗立其间，不容小觑。在那个时段里，有文名的勋臣又是散曲大家的贯云石寓居杭州，为专作散曲的张可久曲集作序，将张可久比作前朝大词人姜夔“赐免解出身”，谓“小山肯来京师，必遇赏音”。刘时中的际遇，正缘于此。

刘平常年搜集元曲家生平行实的历史文献及近世学人研究的信息，对“元曲晚期作家”和“元明交际时期曲家”的许多个人做出较翔实的稽考，有的还编制了年谱，依文献提供的历史信息，重在履历和交际，少涉曲作的评述，却大都是近世元戏曲研究论著没有关注过的人事情况。不言而喻，刘平的这番考述，对拓宽元戏曲史的历史幅度，深化对其整体状况和演进轨迹的认知，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因此，也期望刘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出一部新的《元曲文艺系年》。

后  记

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2015年秋我赴山东大学跟随袁世硕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一开始袁先生并没有限定必须做具体某个题目。刚入学我就从同门师兄师姐及周围人那获悉山东大学博士毕业的要求之一是必须发表至少两篇南大核心期刊论文，又听说发表核心论文难度很大，不少博士生因论文不够而延期毕业，这就一下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于是惯性地沿着硕士期间研究的领域继续读书、查材料、写文章，希望能早点解决博士毕业的“拦路虎”。后来有次在和硕士导师杨栋教授交流的过程中，说到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问题，杨老师指出博士选题非常重要，关系到以后的学术规划和发展，并建议如果袁先生没有硬性要求的话，不妨沿着硕士学位论文《宋元南戏与北杂剧同名剧目关系研究》的基础继续做，将对象范围扩大，做“宋元南戏与北杂剧交叉研究”，并将自己考虑成熟的研究思路和设计跟我做了详细的讲解。这样我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全身心地投入到“交叉研究”的题目中。一年下来先后写出关于《张协状元》编剧年代、南北同名本生曲调考原、南北《拜月亭》与《白兔记》的改编关系等数篇文章。每写完一篇就及时交给袁先生批阅，先生大概觉得我还比较用功，有时会给出“好”的肯定语，就更增强了我继续做这个题目的信心。博士论文开题时，我就以《宋元南戏与北杂剧交叉研究》为题提交了报告。

其实我刚入学时袁先生就申报获批了一个关于整理校笺《录鬼簿》的项目。据袁先生自己后来讲述，他最初留校跟随冯沅君先生做助教时，冯先生让他做关于元曲的研究。天一阁藏蓝格抄本《录鬼簿》被发现后，冯沅君先生就计划做一部新的《录鬼簿》校注本，后来马廉先生的《录鬼簿新校注》出版，冯先生就放弃了这个打算。袁先生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带第一位研究生门岿时，就让他做《录鬼簿》的校注，书稿完成了，但未能出版。袁先生晚年重拾《录鬼簿》整理的工作，大概既有总结自己大半生以来对元曲思考的心得，也有完成冯沅君先生未竟事业的夙愿。袁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们介绍陆侃如先生在《中古文学系年》自序中谈到的关于古代文学研究必经历小学、史学和美学三个阶段的观点，所以指导我之前的两位同门师姐甄飒飒和张倩倩分别做了《元杂剧美学研究》和《元杂剧版本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因为我之前读硕士时做的也是元曲方向，按照袁先生的设想，我的博士论文自然应该做“元曲家考证”。关于《录鬼簿》的重新整理，袁先生不想做成简单的校注形式，希望在作家生平考证方面能有较大的推进，这样也才更有学术价值。于是先让我依托《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编一部《元曲家传记资料汇编》。这部索引收录的文献很不全，我又翻检了大量集部文献、石刻文献、书画题跋文献，遍览近现代学人关于元曲家研究的成果。这过程中渐渐感受到新材料发掘、人物考证的巨大乐趣，真有如古人所说“老吏断案”的快感。这样我就暂时放下了《宋元南戏与北杂剧交叉研究》的题目，全心投入这个新领域，因二者都是有关宋元时期的文献，也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隔阂。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对于前人没有考证、考证有误或不详的元曲家，写成独立文章，日积月累，文字便多了起来，本书所考元曲家基本上都作为单篇论文在专业刊物发表过。最后我以《元曲十九家行状考辨》为题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这期间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协助袁先生做《录鬼簿》的整理，我和张倩倩先拟成初稿，袁先生再修订完善，一些重要作家，袁先生也会自己撰写。整理《录鬼簿》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我毕业就职河北大学以后，其间我还前往北京袁先生住处商讨文稿修订的问题。该成果入选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获得2019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支持，最终于2021年以《录鬼簿及续编校订笺释》为书名由齐鲁书社出版。袁先生为肯定我们做的一些工作，让我和张倩倩共同署名。这部近70万字的著作先后荣获2021年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一等奖和2024年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2018年毕业我就职河北大学文学院，学院鼓励青年教师做科研工作，有专项经费支持“青椒”出版学术著作，于是我又对博士期间搜集的有关元曲家生平资料的书稿进行了修订，2022年出版了《元曲家传记资料汇辑校笺》。在这前一年我以《元曲家考实》为题申报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于2023年底结项，所考曲家数量由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的十九人增加至三十人。至此，我自2015年开始长达十年关于元曲家新考的研究工作就暂告一段落，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这项工作的最终成果，质量的验收，自然要交给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

此书最终得以问世，首先要感激恩师袁先生和杨栋教授一直以来的关怀和鼓励。同时要感谢诸多师长和专家的帮助，无论是博士论文审阅和答辩，还是项目申报、论文发表，都有诸多专家同行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他们有北京师范大学杜桂萍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程华平教授、厦门大学郑尚宪教授、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陈元锋教授、苏州大学马卫中教授、河北大学郭英德教授和田玉琪教授，以及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匿名同行朋友。《元曲家传记资料汇辑校笺》和本书都是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责编都是赵晶华女士，她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为本书的出版质量提供了保证，在此对赵女士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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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家考实

都刘平 著

2025年1月出版 / 定价148.00元

ISBN 978-7-5228-4426-8

都刘平，安徽桐城人，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元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项、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3项。出版著作《元曲家传记资料汇辑校笺》、《录鬼簿及续编校订笺释》（合著），在《戏曲艺术》《戏曲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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